春秋时代，各国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需要，分别对 于商业和商贾采取了笼络扶持的立场。以郑国为例，只要商人保持政治上的忠诚，商业活动国家可以全不干涉。这一政策传统直到子产执政时期仍保持着。春秋霸政 的实际开创者，青少年时代就从过商的对商人采取的是在管制中加以扶持的政策。一方面，他明确把工商与士农并列为四民，肯定商人的社会地位，另方面又使 四民分业定居，处商于市井，对商人实行管制，但管制的目的仍在提供使商人交流信息，提高业务水平的便利条件。
与行业相适应的是商人队 伍的扩大，一些贵族和农民加入到了商贾队伍。他们的贩运活动，西至陇蜀、西域，北至燕赵、朔汉，东至齐鲁、朝鲜，南至吴楚、南海，踪迹所至，各地物产，随 地皆有。由此也产生了大量专业商人，至春秋末叶，金玉其车，交错其服的富商大贾往来各国，往往“志气高扬，结驷联骑”，隐隐然已有自我认同和相互联合的气 象。春秋时代商人最具代表的人物是范蠹，他以计然之术用于治生而致富，后任称之为“陶朱公”，作为商业的祖师而看待。
此时商人也形成 了一套治生之学，其一，明审天道，乐观时变，从根本上掌握商品的价格波动原理，进行贱买贵卖；其二，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的原则与策略进行商品贸 易。在准确预测商情的前提下，商品的经营还应讲求经营策略，以长远的商业眼光尽可能多地储存将来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紧缺商品；其三，与时逐，无息币，善于把 握商机。商人不仅应当准确预测商情发展趋势，而且更应当善于分析市场变化，迅捷果断地抓住商机，商人最常犯的错误是价格上涨时仍然囤积惜售，一心等待最高 的价格点，结果错失商机，或者片面追求好价格而使商品积压，资金停留在自己手中，结果因为资本不流通而无法增值，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商人提出在价格上涨有 利可图时，要尽可能快地抛售囤积商品，而在物价低落时，要像收购珠玉一样大胆收购便宜商品，从而加速资本周转次数，获取高额利润；其四，商人要在积累丰富 的商品知识和商业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客观正确的决断。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大商人，并在统治集团中得势，商人出身的相国，权倾朝野。他拥有从事手工 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奴隶近万人，几乎垄断了洛阳的工商业。
时期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城市商业的繁荣。各国统治者所居住的 都城逐渐成为重要的商品中心，而且一些新式商业都会也蜂涌而起，如秦之雍、栎邑，韩之宣阳，周之洛阳，宋之定陶，魏之大梁，赵之中山、邯郸、上党，齐之临 淄，楚之郢都，巴蜀之邛都、临邛等，均是重要的商都。这些商都或旧或新，规模早已超过了西周礼制规定的“王城方九里”的限制，成了“千丈之城，万家之 邑”。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不仅有贸易分工十分细致的市场，而且还“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渐渐交接联系，互成网络，成了工商业中心和商品集散地而“致天 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如齐国的都城临淄，春秋时就已经很热闹，“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 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齐国相国的住处临近闹市，整天熙熙攘攘，别人劝他另住僻静的新居，他以买东西方便而婉言谢绝。再如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由于商业繁荣而形成的人流拥挤，曾在《史记》以文学的笔调写到：“朝衣鲜而暮衣敝”。
在当时的城市中，商品交换有固定的场所，称为“市”，市的四周有“市门”，设官管理，市内按商品归类设铺，有金铺、珠宝铺、玉器铺、粮铺、绸布铺、皮货 铺、盐铺、药铺、鞋铺等等。而在牛马等大牲畜为代表的大宗买卖中，为买卖双方充当中介的“牙人”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市，营业时间限制很严格，市门的 功能除了方便管理之外，就是控制开发时间，交易时间主要在上午，过午则散，至夕则罢，所谓“市朝则满，夕则虚”。
商品交换的繁荣推动了货币制度的发展。春秋战国金属货币的使用极为广泛，一共有四种类型：一是铲形的“布币”，二是刀形的“刀币”，三是环形的“圜钱”，四是铜币，前三种流行于北方，第四种在楚国使用，人们又称之为“蚁鼻钱”。
金属货币的大量使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它产生反作用，推动商业的发展，加快社会财富的集中与积累，对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其中较为突出 的是金属货币所带动的高利贷，成语“债台高筑”众所周知，那它起源于何时呢？它就是起源于春秋战国，当时没落的周王室为了支付贵族生活的花费，不得已向商 人借高利贷，负债累累后，还不起债务，周赧王只好躲到高台上避债，其台被世人称为“避债台”，成语“债台高筑”也就不胫而走了。能够充当王室贵族的债权 人，商业经济的能量在当时是可想而知的。以上内容由整理发布()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