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王叛乱事件,晁错是事件的主人公之一,其因此事而被腰斩于市。当时贵为御史大夫的晁错写一篇《削藩策》,向汉景帝具体阐释了削藩的意义。简单讲,就是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事后,汉景帝采纳晁错的意见进行削藩,随后七大诸侯王以吴王刘濞为首,为了避免被削夺藩地势力,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旗号,联合起来反抗汉景帝的削藩政策,举兵反叛。后来,袁盎向汉景帝进言说,七国叛乱的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恢复其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因此,汉景帝默然接纳袁盎意见,十多天后,下诏诓骗晁错,将其腰斩于东市,而七国叛乱并没有因晁错被杀而停止,最后汉景帝派周亚夫去平叛,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基本消除了叛乱诸侯的势力,从而加强和巩固了中央的集权。晁错被杀仅仅是因为“七国之乱”吗?还是汉景帝背后政治权谋的一颗棋子呢?其前因后果究竟是如何?
刘氏诸侯王的崛起
郡国并行--刘氏诸侯王崛起的前提
汉初刘邦推行的郡国并行制是诸侯王崛起的前提条件。汉初政局不稳,经济需要发展,中央对属地鞭长莫及,郡国并行制的推出是适应了当时的时势。当时刘邦诛杀了“异性王”之后,封立的"同姓王"共有九个,他们在封国内是国君,权力很大,其政权与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诸侯王还拥有一定的军权、财权、治权等,这变相给了诸侯王的在其封地很大的自治权。此外中央政府不会对其有过多的干涉的,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这就无异于给了诸侯王的势力发展壮大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不可否认,汉代初期,诸侯王国的总面积占西汉全部疆土的大半,实行郡国并行制确实在维护汉朝的统治、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制度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随着诸侯王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民心的凝聚力等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不可避免会成长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甚至会影响左右中央的决策,对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巩固造成严重的阻碍。
白马之盟--刘氏诸侯王崛起的开始
在楚汉相争阶段及建立西汉王朝之时,刘邦迫于当时的形式,为了笼络得力将领,诸如:韩信、英布、彭越等这些超级将领,使其为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采取了分封异姓诸侯王的策略,即分封非刘性的诸侯王。后来,鉴于异姓诸侯王的封国跨州连郡,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又握有重兵,刘邦隐约感觉到会威胁到中央权力的巩固和稳定,惧怕等这些异性诸侯王势力坐大后会无法控制,危机自己的江山。于是在吕后的协助下,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大肆诛杀功臣,逐步剪除了异性诸侯王的势力。诸如:在长乐宫诛杀韩信、诬告彭越谋反进而灭其族等都是吕后的计策。与此同时,刘邦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全国,填补诛除异性诸侯王后各个封地留下的空白,在总结前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是没有采取分封同性子弟为王,立下了“非刘性不王”的誓约,并在异姓诸王的封土上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史称“同姓九王”。刘邦采取“非刘性不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自认为会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这次刘邦诛杀功臣的行动,目的就是诛除异性人,封王刘性人,加强汉初的集权统治,但这也是刘氏诸侯王崛起的开始。
诛灭诸吕--刘氏诸侯王的崛起
吕雉是一个有权利欲望极强、手段极其毒辣的女人,其设计毒死赵王刘如意;嫉妒戚夫人的美貌,设计残害她,把她做成人彘,连儿子刘盈死后据说流的眼泪都是假的。刘邦在世的时候,吕雉不断地干政,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也许刘邦预见以后吕雉心术不正,会在他死后独揽大权,于是与群臣立下“白马之盟”,定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的誓盟,企图为保障汉朝中央政权设立一道有效的防御屏障。但是刘邦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誓盟既成为保证刘氏皇帝统治的护身符,也为刘氏诸侯王的后期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导致汉文帝时期先后发生的济北王和淮南王的叛变;汉景帝时期更是发生了七国之乱,这个都是后话了。
刘邦死后,汉惠帝继位,但是汉惠帝为人仁弱,毫无魄力,于是朝政大权都掌握在了吕雉的手中,独揽大权的吕雉打破刘邦的“白马之盟”誓盟,大肆分封诸吕为王,打击刘氏诸侯王,残害刘氏子孙,竭力巩固自己的势力,妄图建立自己的吕氏天下。不过,吕雉还没有完成其政治计划的时候就病逝了,由于吕雉掌权的时候加剧了汉朝内部的矛盾,在吕雉死后,刘氏皇族集团感觉收回权力的时机到了,随与吕氏外戚集团随即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斗争,后来齐王刘襄举兵,刘章、陈平、周勃(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在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下文会提到)于内响应,刘氏诸王群起诛杀诸吕侯王,一举诛灭了吕氏外戚集团的势力,最终以刘氏皇族诸侯王集团的胜利而告终。至此,权力重新洗牌,刘氏诸侯王终于回到了中央权力中心的舞台,其势力也是与日俱增。
经过诛吕势力的核心人物甄选,汉文帝刘恒被推选登上帝位。此时此刻,汉文帝看到了刘氏诸侯集团的强大势力,以至于发展到能够左右中央权力更迭的地步,危害到了中央集权,从此他励精图治,为往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开启了削藩的路程,只不过这次削藩的对象是刘氏诸侯王。
所以,基于刘氏诸侯王势力不断地壮大发展,往后汉代皇帝削藩是不可避免,也是历史因素所决定的。
刘氏诸侯王的末日
储备实力--汉文帝刘恒的隐忍
汉文帝刘恒的上位其实合法性是不足的,从继承人的角度来看,还有汉惠帝刘盈的儿子;从诛吕功劳来看,刘章和刘襄功劳大,身份地位高,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刘恒。唯一能解释的是刘恒的上位可能是诛吕功臣与刘氏诸侯王权力对比之下妥协的产物。因为刘恒关系相对简单,背景不深厚,也就不得不依靠这些汉朝宗室和和元老大臣们,这决定了他不可能大刀阔斧地去削藩。
但是刘恒很聪明,知道自己实力不够,诸侯王都对皇位虎视眈眈,所以积极协调稳住朝中各方势力,也在暗暗积聚自己的势力,试图打破朝中已定的政治平衡,进而收回皇权。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其实汉文帝在巩固皇权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三个问题:1、诛吕元老功臣集团;2、刘氏诸侯王集团;3、外部势力“胡强南劲”问题。所以,在面临刘氏诸侯王及权臣的势力,匈奴大患南越不宁的情况下,汉文帝刘恒在位时主要考虑的是逐步加强皇权、使自己的帝位合法化、发展经济积蓄实力。
汉文帝上位的首先是通过安插亲信掌握军权、政权,恩威并施打击重臣来整合皇权,巩固皇位。如:九卿当中的六卿是刘恒的亲信;恢复被吕雉剥夺的刘氏宗亲爵位和封地,大肆封赏王,维护政治平衡;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周勃、陈平既敲打又宽恕;运用计谋巧妙处理了刘章、刘兴居、刘长等对其皇位有威胁的刘氏宗亲;其次改革政治、减少税负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秩序。如:废除连坐法、入粟拜爵,改善农民处境等;最后对匈奴继续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对于南越采取安抚政策,帮助发展经济,不出兵占领,最终使南越王赵佗臣服。
但是在通过上述措施稳定国内政治,逐步巩固皇权的过程中,诸吕势力及功臣集团势力已经不成为汉文帝的顾虑,唯一始终没有忘记的是刘氏诸侯王的势力壮大问题,一直在做准备,一直在隐忍,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合适的契机。
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发生过两次的刘氏诸侯王叛乱事件。第一次是济北王刘兴居,趁着皇帝亲征匈奴之机,起兵造反。第二次是淮南王刘长,勾结匈奴人和闽越人,企图造反。但这两次谋反都被及时平息了,此时诸侯王和朝廷的矛盾再度加剧,也给汉文帝敲响了警钟。这时,贾谊出现了,并提出了削藩核心政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治安策》: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但是遭到权臣和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当时汉文帝刘恒考虑到皇权不强,国力尚弱,为了维护政局稳定的需要,放弃全面推行,并且无奈地把贾谊贬谪到长沙,从此远离政治中心,此时的汉文帝刘恒心中却有了一个长远的削藩计划,为往后子孙的削藩做足了准备。
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把实力最为强大的齐国为六国,将淮南国一分为三,不露声色和地实行削藩政策;齐国被分割以后不足虑,东南的吴国和楚国是最大的隐患,培养汉景帝的弟弟刘武,培养其军事实力,封地梁国,梁国是一个咽喉之地,梁地就横亘在吴楚二国进攻长安的路上,可见汉文帝的深谋远虑;为汉景帝物色帅才周亚夫,后来周亚夫在七国之乱中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重视农业,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着力发展经济,为汉景帝的集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后盾。
虽然在汉文帝刘恒时期,削藩政策无法得以顺利施行,是囿于诸侯王和权臣势力的阻挠,也是出于汉文帝为了平衡各方势力的需要。但是并不代表汉文帝任由诸侯势力的发展,只不过这个时期的主要目标还是以发展经济,培养实力,稳定政局,巩固皇权为主,虽没有根本解决诸侯王势力过大问题,甚至某些诸侯王还强大兴盛起来,但也走出了削藩的第一步。
棋子晁错与七国之乱--汉景帝的强势削藩
七国之乱是汉朝刘氏诸侯王势力削减的转折点,也是中央集权与地方政权矛盾爆发的一次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晁错与七国之乱都是汉景帝削藩政策上的棋子。
晁错为人峭直刻深,在汉文帝时期已经开始建议削藩,只是汉文帝觉得时机未到,没有采纳,反而把他留给了汉景帝。而汉景帝在汉文帝的修生养息,发展经济,巩固皇权的韬光养晦之策下,中央已经有了与诸侯王对抗的实力,正准备考虑强势削藩,只是缺少一个契机,抑或说是缺少一个棋子。这时,晁错趁机提出了《削藩策》,建议削藩。
《削藩策》: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汉景帝看到契机已到,采纳了晁错的意见,推行削藩。以吴王刘濞牵头,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造反,七国之乱就此爆发。此时,袁盎进言说七国之乱的根源在于晁错,只要诛杀晁错,诸侯王就没有造反的借口了,汉景帝顺势毫不犹豫地将晁错腰斩于市,但是诸侯王造反并没有停止,实证了诸侯王起兵造发的想法已经蓄谋已久。从这可以看出,汉景帝刘启的帝王心思就是利用晁错的削藩政策的契机顺势逼得诸侯王造反,把以刘濞为首的诸侯王往绝路上逼,然后派出周亚夫率领大军进行镇压,在三个月内平息了叛乱,以此一举强力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使其无法再对中央集权做出阻扰,大力加强了中央皇权。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汉景帝刘启能在三个月内迅速平定齐国之乱?除开汉文帝刘恒的前期准备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汉景帝在位时期,诸侯势力强大到可以威胁中央集权了,处于不受控制的状态,而汉景帝在经过汉文帝的经济发展、巩固皇权的充足准备下,具备了打击诸侯的强大势力。在汉景帝充分准备之下,晁错只是汉景帝在施行削藩政策上的一个棋子,或者说是一个借口,目的就是为了逼诸侯王造反,以此一劳永逸地解决诸侯王,巩固中央集权。
七国之乱后,刘氏诸侯王的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虽然还存在一些比较大的诸侯国,依旧有着数十座城的拥有、使用权,这些诸侯国对皇帝或是中央政府而言却依旧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还没有彻底解决诸侯王势力问题,但是其已无法再次形成对中央集权的强大威胁,标志着西汉刘氏诸侯王大部分势力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为汉武帝的推恩令顺利施行最终解决诸侯势力奠定了基础,也为汉武帝强力出击匈奴做好了准备。
刘氏诸侯王势力的瓦解--汉武帝的推恩令
推恩令的建议是主父偃,施行者是汉武帝刘彻,主要是因为剩余的诸侯王骄奢淫逸,时常违抗中央政令,继续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
汉武帝的推恩令的核心思想是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基本相同。其具体办法是以赏赐的名义规定诸侯王除了让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的庶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些越分越小的百十个诸侯国,小到什么程度呢?“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不过数十里”,且封国不能连成一片,使其无法形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即使发生叛乱,也能很快就能平叛,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汉武帝之所以能顺利地推行推恩令,与汉文帝、汉景帝这两代帝王的铺垫不无关系,特别是平定七国之乱后,更是为汉武帝的削藩政策得以贯彻到底。与其说汉武帝的推恩令是间接委婉的措施,不如说是前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为汉武帝提供了历史参考和政治基础。若是没有前面两代帝王的试错和实力储备,汉武帝未必能顺利推行推恩令。
所以,经过了“文景之治”和七国之乱后,中央实力大大增强,加上汉武帝刘彻推恩令顺利施行,这时才彻底解决了刘氏诸侯王势力过大的问题,从此再也无法与中央抗衡,从而把中央权力集中在一起,中央集权得以加强。汉朝大一统帝国才开始呈现,为后来集中力量,全力打击匈奴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结语
汉朝的削藩政策在汉高祖刘邦时期经开始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刘彻才彻底得到解决。刘氏诸侯王的势力发端于白马之盟,崛起于诛吕之后,行盛于汉文帝时期;而削藩的构想萌生于汉文帝刘恒,施行于汉景帝刘启,瓦解于汉武帝刘彻。刘氏诸侯王的削藩的思想是一脉相传的,经历了三代帝王,无论是贾谊,还是晁错,亦或是主父偃,其实都是帝王削藩政策中的一个棋子,只不过有的人得以名垂青史,有的人死于非命。在这个漫长的削藩过程中,最终的政治权谋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