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之中的吴越包括东瓯（东越）与闽越。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史记·东越列传》），所领大概是先秦时的吴人、越人后裔。秦兼并六国，废吴越首领为君长，置闽中郡以统辖其地。秦末天下动乱时，无诸、摇等率越人归附鄱阳令吴芮，参与灭秦之战，后又佐助汉军攻军。高帝五年（前202），封无诸为闽越王，辖闽中故地，以东治（今福建福州）为都；惠帝三年（前192），封摇为东海王，都于东瓯（今浙江永嘉县，或认为在温州），“世俗号为东瓯王”（《史记·东越列传》）。吴楚七国之乱时，东瓯跟随刘濞起兵；起兵失败后，东瓯受汉购赏，杀刘濞于丹徒，以此赎罪归国。刘濞之子逃亡闽越，怨恨东瓯杀其父，怂恿闽越攻东瓯。建元三年（前138），闽越进攻东瓯，武帝派兵援救，援兵未至而闽越撤兵。为避免闽越威胁，东瓯请求举国内附，获武帝准许，东瓯王率众4万余人迁徙至江淮之间，即今天庐江、安庆一带。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又攻南越边地，南越告急，武帝派兵分由会稽、豫章进攻，闽越王郢发兵抵抗。郢弟馀善谋杀之，汉罢兵。汉封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馀善威行于国，国民多归附，汉封之为东越王。元鼎五年（前112），汉击南越，馀善上书从汉军出征，却又首鼠两端、私通南越。汉灭南越国后，汉军将领杨仆使人上书，愿乘机进攻东越。次年，东越遂反，馀善自立为“武帝”，攻汉军。元封元年（前110），汉军攻入东越，越繇王及东越贵族杀馀善以降。汉封越繇王等人为侯，迁越人于江、淮间，逐成为汉政府之编户民。
于南越之地置郡、县。秦末，南海郡龙川令（今广东广州）赵佗，兼任南海郡尉，绝道据兵自守，占据岭南。南越国的疆域包括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赵佗（？~前137），河北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县），南越开国国君，在位近70年。汉初，对南越采取怀柔政策：高帝十一年（前196），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汉朝封号，表示愿为藩辅。吕后时，采纳有司建议：禁止与南越国贸易关市，不许出口铁器、农具，输出的马、牛、羊只能为雄、不能有雌。赵佗以此为借口，自立为南越武帝，兴兵攻打长沙边邑；以财物诱惑、交通并役属闽越、西瓯，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史记·南越列传》）。
文帝时，为缓和与南越的紧张关系，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答应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景帝时，南越称臣，朝请汉帝，礼仪如诸侯；在南越国内，赵佗仍称帝、沿用旧号。武帝建元四年（前137），赵佗去世，其孙赵胡即位为帝，号“文帝”从南越王墓的“文帝行玺”金印来看，赵佗之孙仍延续帝制，自称为帝。考古所见“文帝”名为赵，与文献所记之赵胡不同。；后来，赵胡派太子婴齐宿卫长安。十余年后，赵胡去世，其子婴齐即位，托辞有病，不入见汉帝。婴齐去世后，太子赵兴即位，其生母汉人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前113），汉遣使游说赵兴及太后入朝，赵兴按其母意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史记·南越列传》）。此举激起南越丞相吕嘉等人不满，兴兵杀赵兴、太后及汉使，拥立婴齐长子越妻所生子建德为王。汉兴兵平定南越，俘虏吕嘉、建德，不少南越贵族降汉封侯，汉于南越之地设置九郡，存续了93年的南越国覆亡。
南越国在覆亡前，名义上臣服汉朝，但基本保持独立态势。它与“内诸侯”的不同处，正可显见其政治特殊性：一则，不定期朝觐汉天子；二则，全权任命各级官吏；三则，不行用汉法。孙家洲：《由新出汉简看汉初朝廷与诸侯王国之法律关系》，载本书编委会编：《安作璋先生史学研究六十周年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82页。汉之所以屡屡要南越内属，是为从根本上掌控南越；南越之所以迟迟不内属，是秉持赵佗以来的政治理念，“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史记·南越列传》）。武帝派兵攻打闽越、东瓯，多少有向南越示威之意。
南越国本是沿秦三郡旧地而建，政治制度上大体袭秦汉之制。中央职官方面，中央设立有丞相、御史、内史、中尉等重臣，设有郎、中大夫、将军等文武百官。地方行政方面，实行郡县制，如九真郡、揭阳县等，设假守、监、县令长等官职；还分封王、侯，如苍梧王赵光等。法律制度方面，从“除其故黥劓刑”（《史记·南越列传》）等记载来看，南越似沿用秦朝的黥、劓肉刑。从文化方面来看，南越也深受秦汉文化影响：南越国的度量衡制度与汉朝基本相同，南越王墓系仿照汉陵墓而建造，随葬品中又以汉式器物占多数，使用隶书及篆字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3期。，等等。但南越本为多民族聚居之地，自然要因地制宜的采取策略。陆贾初见赵佗时，赵佗“弃冠带”而“结箕踞”，招致陆贾“足下反天性”之讥；陆贾一番言辞，说的赵佗“蹶然起坐”，称谢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汉书·陆贾传》）。由此可见赵佗统治南越之地，是适应越地风俗而融入其中。为巩固统治，赵氏拉拢越人参政，实行汉、越通婚。丞相吕嘉据说出身越人，为越人信任而深得民心。吕嘉宗族官居长吏者70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史记·南越列传》）。
赵佗统治下的南越国，不仅使越人相攻击的旧俗渐改，迁于南越的“中县人”数量也未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越文化对南越国产生较大影响实属情理中事，南越王墓随葬品的文化特色就是很好说明：带有越文化性质的随葬品在数量仅次于汉式器物，如越式大铜鼎、越式大铁鼎等。南越国的地理位置极便于海外联系，大象牙、乳香、银盒等舶来品的出现，对认识东西方海上交通及文化交流有益。
骆越，或称西瓯。秦时曾以其地置象郡，后成为南越国的一部分；汉平定南越国后，骆越主要分布于郁林、合浦、交、日南、九真等郡，即今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地区。交等地虽设置郡县，但所辖民众言语各异，需经多次转译方知晓其意。由此可见，骆越也是一个泛称，实际包含着不同的民族。骆越民众有“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的习俗。两汉时，有不少中原罪人被迁徙于此，与骆越杂居。光武帝时，交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教导越民耕种田稼、制作冠履及姻亲之礼，兴建学校，以礼义教化当地民众，移变边俗。当时，有不少蛮人率种人归附，或有蛮夷进献白雉、白菟。
建武十六年（40），有交女子徵侧及妹妹徵贰起事。交太守苏定依法处置徵侧的丈夫诗索，徵侧及妹妹徵贰因此起兵反抗郡守，“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从事态发展的规模来看，她们起兵的原因恐非仅是出于忿恨，似也与汉朝官吏治理举措有关联。她们攻占60余城，徵侧自立为王；交刺史及诸郡太守，只能保守城池，无力反击。光武帝命长沙、合浦等郡准备车船，修建道路及桥梁，储备粮草。建武十八年（42），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兵讨伐，“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后汉书·马援传》）；第二年春，大军到达浪泊，大败对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建武二十年，斩徵侧、徵贰，后又败其余党。马援行军所过之处，为郡县修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整顿法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后汉书·马援传》）。马援还于交获骆越铜鼓。“铜鼓文化”正可弥补文献记载不足，加深我们对南方民族历史之研究。
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正史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而言，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地区有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笮，等等。夜郎、滇、邛等族民众结发为椎，从事农耕，有邑聚，有君长；昆明等族民众编发，以游牧经济为主，无君长。
秦朝势力曾一度影响西南夷，开通从今宜宾至昭通的“五尺道”。西汉初，汉政府与西南夷的官方联系虽中断，巴蜀地区与西南夷却依然维持交换关系。巴蜀商贾贩卖缯帛、枸酱至西南夷，并从那里贩运马、髦牛及僮（即奴婢）。武帝建元六年，汉番阳（今江西波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达南越，故提出通夜郎，“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史记·西南夷列传》）。武帝派唐蒙率千余人，携带缯帛等礼物，到夜郎活动。此后不久，汉在巴蜀之南设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征发巴蜀卒修筑自道（今四川宜宾）通向柯江的山路。稍后，武帝又派司马相如至邛（今四川西昌一带）、（今四川汉源一带）、冉（今四川茂县一带），在这些地区设置都尉和十多个县。数年后，西南夷之路始终未打通，士卒因乏困、饥饿及恶劣气候，死亡者甚多；加之西南夷屡屡“反叛”，汉派兵攻打，又耗费无功。汉所置都尉及诸县，多数不久就裁撤了。
曾对武帝说道：在西域大夏国时，他见到邛竹杖、蜀布，这些物品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大夏在汉朝西南，仰慕中国，因匈奴隔绝道路，如通身毒而交往大夏，有利无害。武帝根据其建议，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图找寻通身毒的道路。虽说这一目的最终并未达到，但无意中不仅打通了汉与滇交往的道路，且加深了对夜郎及其附近地区的联系。元鼎五年，汉征发夜郎附近诸部族兵攻南越，引起且兰反抗，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倚于南越的夜郎首领，在汉军的震慑下入朝，被武帝封为“夜郎王”。汉凭借灭南越、诛且兰等军威声势，于邛都设置越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都置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置汶山郡（治今四川茂县北），白马置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武帝派遣使者以破越、诛南夷等事讽喻滇王入朝，未果；元封二年（前109），汉发兵临滇，滇王举国降，汉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记·西南夷列传》）。
文献对滇国的最早记载似见于《史记》：战国时，楚将庄领兵士溯沅水西上略地；适值秦国攻夺楚巴、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庄于是留驻滇池，入乡随俗，改变服饰，称王于滇。如按《史记》记载，滇国当建于前3世纪初（前280年左右）；从滇文化遗存来看，滇国至迟建立于前5世纪中叶。
昭帝时，益州郡故滇国境内民众“叛乱”，汉派大军镇压，前后历时5年。因滇池而得名的滇国，在归附汉的20余年后，基本不再见诸文献了。滇国的主体民族，长期以来存有争议，或人，或羌人，或濮人，等等。现在，学者的意见渐趋一致：滇国的主体民族是越族，滇人是百越民族中的一支。不论是文化特征，还是生活习俗，滇国主体民族都与古越人相似。滇国居民成分复杂，除去人数较多、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越人外，还有部分濮人、羌人，可能还有少量的汉族移民。
滇国文化遗物中，以青铜器为大宗。我们对滇国的认识，大体都源于青铜器。农业在滇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滇国青铜器中有大量农具出土，证明农业在滇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有大量青铜农具出土，还发现有已经炭化的稻粒，青铜器的纹饰上也可见稻业生产、丰收归仓等场景。畜牧及狩猎也相当发达，家畜有牛、羊、马、猪、狗。滇人居住的房屋有“干栏式”、“井干式”等样式。“干栏式”建筑，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人住于上，牲畜处于下，中间用横梁、楼板隔开；置有独木梯，可供随时上下出入。底部用大小不等的桩柱支撑，使得上层房屋建筑高离地面，防潮及虫兽侵害。“井干式”建筑，是在圆形或方形木料的两端各开出凹槽，层层交叠砌成房屋底架及墙壁的一种建筑形式，滇青铜器上发现有完整的井干式建筑：有的直接建筑在地面上，有的建在干栏式结构的平台上。
作为世界四大青铜文化体系四大青铜文化体系分别是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文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古希腊—罗马青铜文化、滇系青铜文化（或滇国青铜文化）。之一的滇青铜器，铜鼓、贮贝器等是最具特色的器物。铜鼓是南方民族及东南亚地区普遍使用的打击乐器，直到今天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不少民族也仍在使用。铜鼓的前身是一种大型炊具，是供多人煮饭用的大型器物。早期出土的铜鼓，一般是鼓面朝下、圈足向上倒置，多无纹饰，鼓面等部位有较厚的炊烟痕迹。后来，铜鼓逐渐向滇王国礼器、重器转变，相当于商周时的钟、鼎等彝器。铜鼓多发现于大型墓葬中，使用、拥有铜鼓可能是权力、地位的象征。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贮存海贝的容器。贮贝器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利用现成的铜鼓，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二是仿照铜鼓外形，重新铸造。之所以盛装海贝，可能海贝是滇王国的稀罕之物、财富象征。贮贝器的发展逐渐取代铜鼓礼器的地位，成为新的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能体现贮贝器特色的是其盖上的各种圆雕人物、动物组合而成的表现特定社会、特别场景的立体装饰画面。这些场景，几乎涵盖滇国民众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如纺织、播种、狩猎、祭祀、纳贡、战争等。
武陵蛮、巴蛮、板蛮等中南地区的势力，虽说是东汉时备受关注的群体，但很早就见诸文献记载了。洞庭湖、湘江以西的山岭中，居住着古老的以犬为图腾的盘瓠蛮，又称武陵蛮、五溪蛮等。他们以农耕为主，也从事商贾，“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后汉书·西南夷传》）。他们的活动地域，战国时为黔中郡，两汉时称武陵郡。战国时，武陵山区纳入楚国版图而为黔中郡，黔中郡的具体四至及郡治文献不载，大体含今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从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简来看，秦时对今湖南和武陵山区已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简文中似未见“蛮”、“夷”等称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3页、第180~217 页。张家山汉简中有汉初案宗一件，其中称引汉律条文如下，“变（蛮）夷男子岁从钱，以当（徭）赋”《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13页。按：竹简记载南郡夷道蛮夷大男子岁纳“钱”五十六，正史中记载西汉初板蛮纳“钱”四十。数量为何有异，史书记载不详。。这宗司法案件发生在南郡夷道（今湖北宜都西北），时间在汉高祖十一年。从案宗中引用的汉律条文看，蛮夷缴纳“”似为通例；亦即许慎《说文解字》所讲，所谓“”即“南蛮赋也”。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西汉向蛮人征收“布”：大口每年一匹，小口二丈。东汉初，武陵蛮强盛起来，据险隘寇扰郡县。建武二十四年，汉武威将军刘尚率军讨伐武陵五溪蛮，反倒为其所败；次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出征，历尽辛苦方击破之。汉政府在此增置官吏，加强对蛮人的统治。蛮夷的反抗绵延不绝，屡伏屡起。巴蛮又称廪君蛮，以虎为图腾，居于今鄂西、川东地区。战国末，秦兼并巴中，以廪君蛮的巴氏为蛮夷君长，世以秦女为妻；廪君民户岁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东汉时，廪君各部经常起兵，寇扰百姓，汉政府多次派兵镇压，并将他们迁徙至江夏郡（郡治今湖北新洲）。
板蛮居于嘉陵江流域的阆中一带。秦汉之际，他们曾助攻下关中，蛮中的罗、朴、督、鄂、度、夕、龚等七姓首领，被免除租赋，一般蛮户每岁纳“钱”四十。板蛮天生劲勇，“郡守常率以征伐”（《后汉书·西南夷传》）；又爱好歌舞，是汉初“巴渝舞”之来源。东汉地方官吏施行苛政，板蛮也曾屡屡起兵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