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羌人，自商代以来就不断出现于典籍、甲骨、金文中，《后汉书·西羌传》更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记录其历史的文献，学者因此建构出几乎与中国历史平行等长的羌族史。近二三十年来，学者王明珂以羌族史研究为契机，对我们所“熟知”的“羌族史”提出挑战，不仅有力冲击了既有的民族史书写“典范”，也使我们有机会反思秦汉的边疆民族问题。本节以羌人历史的叙述为主，并提及王明珂的“边缘理论”。
通常，历史学界对“民族”的界定，主要基于以下假设：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血缘、语言与文化特征的人群。以此假设为前提，进行民族史研究：以构成此“民族”人群的内部客观特征，如体质、语言、文化等为研究对象，追溯有相同或相似客观特征的人群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经由这种溯源，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来源，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宗裔分合关系，并在如此的时间深度上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个基本假设及相关研究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今天均受到强烈质疑。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现况来看，共同的体质、语言、文化特征，并非构成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譬如，以语言来说，说羌语的不一定都是羌族，羌族不一定都会（或愿意）说羌语。这种现象或可解释为部分羌族忘了“羌语”。事实是，羌族间并无一个彼此能沟通的“羌语”，操不同方言、土语的羌族沟通困难。
在旧有的“民族”定义存在种种问题或限制时，当代社会人类学的族群研究就成为关注对象，也就有了主观认同下的族群与族群边界：“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的“内涵”。主观认同下的族群认同如何产生？对此，又有“根基论者”、“工具论者”之别：前者强调族群认同主要来自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后者基本上将族群视为一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以政治、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无论是客观论与主观论，还是根基论与工具论，并非完全对立而无法兼容，事实上各有其便利之处：客观论指出族群可被观察的内涵，主观论描绘族群边界；根基论说明族群内部分子间的联系与传承，工具论强调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迁。
有人不坚持上述任何一种理论，试图建立起新综合性的理论。王明珂“民族史的边缘研究”及其“边缘理论”即如此。在作者看来，“族群”被视为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对一个特定语言、文化与体质特征的综合体。人群的主观认同（族群范围），是界定及维持族群边界来完成，而族群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可被利用的。在多层次的族群认同中，民族是最一般性的、最大范围的“族群”。这个主观族群或民族范畴的形成，是在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中，在掌握知识与权力的知识精英之导引及推动下，人们以共同称号、族源历史，并以某些体质、语言、宗教或文化特征，来强调内部的一体性、阶序性，以及对外设定族群边界以排除他人。随着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资源分配、分享关系也随之变化，因此造成个人或整个族群或民族认同变迁。
基于这种对民族本质的理解，作者认为，民族史研究的重点自然将由民族内涵转移到民族边缘。在族群关系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畴界定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边缘成为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边缘研究在考古学方面，关注的是造成族群边界出现或改变的资源竞争背景的“生态考古学”而非“器物类型学”；在历史文献方面，将文献视为一种“社会记忆”而分析其中所表述“我群”、“他群”分野及其变迁。据此“边缘理论”及研究方法，作者对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扩张展开研究，认为羌人概念的西移是华夏边缘扩张的典型，汉代是华夏族群边缘已移到华夏生存的生态极限，定居与移动、农业与畜牧渐成为区分“我群”、“他群”的重要依据。
从商代到汉代羌人概念的西移，是王明珂“边缘研究”的关键。与传统学界观点不同的是，王明珂认为“羌”并非世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亦即并未将“羌”视为一个在历史时空中迁徙的民族实体，而是世代存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羌”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见于甲骨文中（约前13世纪）。此时的“羌”，是商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人群的自称，活动于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一带。前11世纪，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联合西方各部族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及其盟友逐渐东方化，继承了许多商人的文化传统。西周时并未称任何异族为“羌”，受商、周文化影响较浅的西方诸部族，此时被周人称为“戎”，约在今陕西宝鸡附近及其以西、以北的地方。时，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此时，东方诸国的“华夏认同”逐渐形成，相对于“华夏”的主要是“戎狄”异族。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统治下的“戎狄”也逐渐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缘持续向西漂移。
战国晚期，“氐羌”一词出现在当时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如《吕氏春秋》、《荀子》等；或出现在记载一些虚构的、神话式的地理、人群与物产的作品中，如《山海经》等。均指西方传闻中的异族。但是，记载古今人事的历史文献，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并没有关于“氐羌”的记载。秦汉时，政治统一带来疆域与族群认同的扩张。在西方，中国的政治控制、中国式农业与文化价值，都向西移至适于开垦种植的地方。同时，由于对西方人群认识愈来愈深，“戎”已不适用于描述所有西方非华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来模糊的、神话式的西方异族概念“氐羌”，分裂成两个人群称号“氐”与“羌”，被秦汉时人用来分称陇西一带的两种西方人群。
秦及汉初，陇西附近也被称为“羌中”。从西汉初到东汉时期，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羌人”与地名“羌中”概念，继续向西漂移。汉初“羌中”约在陇西、临洮附近，也就是在洮河到白龙江之间。由此，与羌有关的异人群与地理概念往三个方向伸展、扩张。在西北一路，武帝时中国势力达到甘肃河西走廊，“羌中”这一地理概念也向西北迁移，指这个新的西部边疆，于是此时在酒泉、张掖间，也就有了“羌谷水”、“羌谷”等地理名称，当地土著也被称作“羌人”，东汉时人们心目中的“羌人”概念更向西北漂移至天山南路。往西的一路，昭宣时（前86~前49），汉人势力更进入河湟（黄河上游与其支流湟水流域），于是“羌”这个地理人群概念又扩及河湟地区，汉代中国积极在湟水河谷驻军、移民，造成河湟土著与汉人之间激烈的冲突，正史中对此处的“羌人”有更多描述与理解，“河湟羌人”成为东汉魏晋时人心目中典型的“羌人”。在西南一路，秦与西汉前期中国人由陇西、临洮往西南发展，于是“刚氐道”、“湔氐道”、“甸氐道”等地名被华夏用来称甘肃南部、四川北部的新边疆，由于“氐羌”关联，这里的部分人群也被称为“羌”。在西汉，除《汉书·地理志》载武都郡有“羌道”外，西南地区并没有被称为“羌”的地域及人群。比如，从《史记》、《汉书》记载可知，当时汉人对西南土著最普遍的称谓是“夷”，称甘肃南部武都、文县与四川松潘一带的人群为“氐”。《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说的白马羌、牦牛羌，及蜀郡檄外的大夷种羌、龙桥等羌，都是后来出现的“羌人”概念。汉人在长期接触西南夷后，以“羌”来称呼在此之西他们所知甚少的土著人群。
羌人社会结构松散，“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后汉书·西羌传》）羌人所居无常，以畜牧为生，兼营农业；生性刚强勇猛，善于山谷作战，以战死为吉利，以病死为不祥；羌人各部落有其首领，不同层级的首领，有大豪、中豪、小豪等称谓之别。
河湟羌人之所以成为汉人心目种“羌”的典型，是因为汉政府与河湟羌数次发生血腥战争，《后汉书·西羌传》之记载又强化了河湟羌的形象。西汉初，羌人臣服于匈奴；武帝时，用兵匈奴，在今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并设置河西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交通。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围罕（今甘肃临夏）；汉遣李息等将领率兵征服羌人，并置护羌校尉统领。护羌校尉负责处理羌人内部的怨隙纠纷，每年按时循行诸羌各部，问其疾苦。部分羌人被迫西迁，离开湟中（今青海西宁附近），前往西海（今青海海晏西北）、盐池（今青海刚察东南）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后汉书·西羌传》）。昭帝时，置金城郡（治今甘肃永靖西北），加强对诸羌的控制。宣帝时，先零羌渡湟水畜牧，汉所置郡县无法禁止。
元康三年（前63），先零羌与一些羌族部落结盟，有二百余位羌族首领参加。汉派义渠安国巡行诸羌以分别善恶，安国召先零诸羌首领，斩杀狡黠羌豪，纵兵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安国此举激起羌人的极大怨恨，先前降汉诸羌及“归义羌”等部，也一并起兵“攻城邑，杀长吏”（《汉书·赵充国传》），并于浩（今青海民和县）攻败安国军队。宣帝命赵充国等率兵六万，相机进攻，败先零羌，招抚诸羌，取得胜利；汉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羌人。元帝时，陇西彡姐羌“反”，冯奉世攻破之，此后数十年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时，威胁利诱诸羌献地、内属，设置西海郡（郡治今青海海晏）；新莽政权覆亡后，羌人重新收复此地。
西汉末年以来，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金城等地，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后汉书·西羌传》）。羌人不堪汉政府压迫，不断进行反抗斗争；东汉朝廷屡屡派兵镇压，并把一部分羌人迁徙于陇西、汉阳等郡及三辅地带。这些内迁的羌人，为官吏及豪强役使，怨恨渐积。东汉时，规模较大的羌人反抗斗争有三次。安帝永初元年（107），汉罢西域都护及屯田吏卒，征发金城、陇西等郡羌人，前往接应。羌人害怕远戍不还，行抵酒泉时多有逃散。汉郡县发兵截击，甚至捣毁羌人庐落，羌人或惊走出塞，或是相聚反抗。因羌人归附已久，没有武器，或持竹木以当戈矛，或背负板案以为盾橹，屡败汉军。先零羌别种滇零等部自称“天子”，招集北地、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羌人，一时俱起，东攻赵、魏，南入益州，进击关中，侵扰三辅，截断陇道。永初五年（111），一部分羌人进至河东、河内，逼近洛阳。东汉沿边诸郡，纷纷将治所内徙，以避羌患。百姓留恋故土，官府遂毁其庄稼、屋舍，强徙居民。被迫迁徙的百姓流离失所，随道死亡，有许多同羌人联合，武装对抗官府。羌人反抗斗争持续10余年方被镇压下去。顺帝永和元年（136）后，凉州、并州和关中的羌人，又相继发动反抗斗争，绵延10余年，耗费80余亿；汉军将领贪残、放纵，不以战事为忧，“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桓帝延熹二年（159），各地羌人又相继进行反抗斗争，东汉政府任用凉州大姓皇甫规、张奂、段等人领兵作战。皇甫规、张奂“招抚”羌人，严惩羌人怨恨的贪虐官吏，羌人先后归服的达20余万人；段与士卒，崇尚武力，严酷诛戮，羌人死者数万人。
汉、羌持久战之进行，给双方带来严重危害。对汉政府而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第一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斗争为例，汉政府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后汉书·西羌传》）。饱受战乱的河西地区，生产凋敝，人口锐减。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2）与《后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140）户、口可知：以户数计，北地郡只及西汉的4?8％，金城、陇西只及10％、10?4％，安定、汉阳只及14?3％、45?4％；以口数计，北地郡只及西汉的8?8％，金城、陇西只及12?7％、12?5％，安定、汉阳只及20?3％、49?8％。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长期的战争，内地男丁或被征兵，或是负担转输徭役，“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后汉书·庞参传》），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汉政府虽平定羌人，“而汉祚亦衰焉”。对羌人而言，在遭受汉官军镇压时，还要受本族首领侵扰，或死或亡，牲畜被掳，处境亦艰。此外，在平定羌人过程中，汉政府起用河西（亦即羌人活动之地）人为将领。他们作战勇猛，精于兵略，熟悉地形，洞知羌人情形，因此扭转汉军在对羌作战中的被动局面。他们控制了汉军最精锐部分，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上升机会；继“凉州三明”崛起的凉州将领，更在东汉末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按：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字纪明，均为凉州人，时人谓之“凉州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