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育思想主要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行教化、重礼乐，注意中品之人的教化作用，选用“德育之官”兴办大学。他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思想，并提倡大一统的思想。
行教化、重礼乐：董仲舒对统治者强调人事的重要，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在董仲舒看来，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职责就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由此得知，董仲舒认识到教育作为统治手段的重要作用。
在把教育工作放在政治的第一位的思想指导下，董仲舒要求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三法以太学为最重要，所以他又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要求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他又认为当时的吏治不贤明，其原因在于选举不当。他对当时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升官办法提出了批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通过试用，便当“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只要这样尽心求贤，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只要遍得天下的贤人，就那怕象三王那样的兴盛也容易做到，象尧舜那样的名声也可以赶得上。
兴太学、重选举：董仲舒认为，这两种具体措施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作用。他指出当时思想的不统一，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董仲舒为中国封建社会找到了“儒术”作为最合适的上层建筑，以儒家思想代替汉初的道家思想作为整个政治的指导思想，并且为汉代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独尊儒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教育方针。
董仲舒关于上述三个建议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汉武帝的政教政策，而且影响了两汉及后来各封建王朝的政教政策。
针对董仲舒的三项建议，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1.立五经博士；
2.开设太学；
3.确立察举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