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书文帝献国策
晁错，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子前元三年（公元前 151年），是西汉前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积极策划和推行了为结束地方割据的“削藩”斗争，虽然因七国叛乱而被汉景帝错杀，但他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晁错青少年时期，他曾在轵县（今河南省济源县南）跟随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的理论，后来被朝廷选为太常掌故（太常，汉朝九卿之一，专门掌管礼仪祭祀。太常掌故是太常的下级属官）。
焚书坑儒后，一直到西的时候，研究经典著作《尚书》的人还很少。在齐地有一个伏生，曾为博士，精通《尚书》，但年龄已经九十多岁 了，行动不便，不能应召前来京城讲授。汉文帝就下诏太常，让他派人到伏生处学习《尚书》。太常见晁错年青好学，便派他前往。晁错回来以后，上书文帝讲述 《尚书》内容和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赏识。汉文帝任命他为太子舍人，门大夫（侍卫太子的官），很快又升为博士（主管教育宗室子弟，并在朝廷遇有疑难 问题时负责问对）。
晁错在任博士期间，他上书文帝《言太子宜知术数疏》，称赞皇太子才智过人，骑马射箭技艺高超，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教 给皇太子治理国家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继承帝业。疏中论述：一个君主所以能够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关键就在于通晓“术数”，即治国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 君主必须懂得如何统驭臣子，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下面奏报，而不受欺蒙；懂得怎样“安利万民”而使“海内必从”。
晁错认 为，太子是未来的君主，所以就必须教育太子懂得治国的“术数”。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权而被臣子杀害，就是由于不懂得治国的“术数”的缘故。现在太 子书读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晓治国的方法，只知背诵书本，这是没有用处的。晁错建议汉文帝亲自选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让皇太子学习。汉文帝觉得他的 建议很有道理，就拜晁错为“太子家令”，主管太子家的钱、谷，是太子府内一个比较重要的属官，职责虽然是主管庶务，但从此以后，晁错便可以经常接触皇太子 ，即后来的汉景帝。晁错以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中肯意见，深得太子的喜爱和信任，并被太子誉为“智囊”。汉景帝在当太子时长期受到晁错的影响，这对景帝 执政后，晁错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起到重大作用。
西汉初年，匈奴贵族不断带兵南下，掠夺中原。汉文帝即位以后，情况仍然没有好转。文帝 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又侵扰狄道，陇西军民奋起抗击，打了一个胜仗。晁错抓住这个时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就如何抗击匈奴向朝廷献策。他 明确指出：过去打败仗，这次打胜仗，问题不在陇西民众勇敢或胆怯，而在于将吏用兵巧妙或笨拙有所不同。晁错强调将帅的重要性，指出：“安边境，立功名，在 于良将，不可不择。”他还总结说，武器锋利，士兵训练可用，将帅懂得军事，君主能选择良将，这四者在军事上最为重要。
汉文帝看了晁错 的《言兵事疏》之后，很为赞赏，赐给他盖有皇帝印玺的诏书，以示嘉奖。不久，他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用“移民实边”来代替 “轮番戍边”。分析了轮番戍边的弊病，他根据匈奴“时至时去”经常骚扰的特点，指出：少发戍卒，则兵力不足；多发戍卒则远县的士兵才到，而匈奴又去。在边 地聚集大量部队，消耗军费很大；如遣散戍卒，则匈奴复入。这样连年下去，国家会疲于奔命而民众也不得安宁。
晁错认为：守边的兵士一年 更换一次的规定有弊病，因为士卒还不熟悉匈奴人的活动规律就到了返回的日期，不利于打击和防御匈奴。针对轮番戍边的缺陷，他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新政策， 即招募内地百姓移民到边塞地区。对长守边塞之民要注意解决好他们的住房、土地、农具、衣服、食物以及配偶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边塞之民就会父子相 保，齐心协力抵御匈奴，而远方的人民也就可以不再到边疆服役了。这对子孙后代都是大大有利的事。就在这一年，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迁民于边塞要害之 处，实行屯田，既开发了边疆，又防御了匈奴的侵犯。
公元前168年，晁错针对当时社会上大小商人，贱买贵卖，从中牟利，疯狂兼并土 地，造成大批农民流亡的严重局面上书汉文帝。在这篇《论贵粟疏》中，他认为就是要使民务农，而要想使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的途径，就是要用粮食 作为赏罚的手段。汉文帝极为重视晁错的建议，立即颁发了纳粟授爵令，规定百姓向政府上交粮食的，按粮多少赐以不同级别的爵位。
文帝十 五年（公元前165年），汉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所谓“贤良、方正、文学”是汉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贤良、方正”多从现任官、退职 官中推举；“文学”一般从民间读书人中推举。晁错是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的。汉文帝亲自出题，要被选的人回答“明于国家大体”等三个问题。参加对策 的有一百多人，晁错回答得最好，名列第一，他的《举贤良对策》也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晁错在回答“明于国家大体”这个问题时，强调了君主亲自执政的重要性。他认为帝王应该“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亲自处理国家大事。晁错指出汉文帝执政十六年来“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定”，其原因之一是文帝亲自处理政事不够，而依赖群巨较多。
在回答“直言极谏”的策问时，晁错提出了辅佐天子的大臣应该具备的四个条件：（1）制定法令要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不要“苦民伤众”。 （2）对伤害国家和民众的法令和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以补救君主的过失，纠正错误。（3）立法要平正，赏罚分明。（4）为人方正，尽心尽力办事，奉法令不 徇私舞弊，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
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问题时，晁错总结了秦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指出秦灭亡的原因：任用坏人而听信谗言；大量兴修皇室宫殿，赋税没有节制，人民困疲，财力耗尽；法令繁多残忍，赏罚随意而行；贪官污吏乘机违法乱纪，造成上下瓦解，各自为政。
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深得汉文帝嘉许，因此由太子家令升迁为中大夫（掌顾问应对，武帝时改为光禄大夫）。
以后，晁错针对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以及更定法令等继续向文帝献策，并就此著书三十篇，不愧为“直言极谏”之臣。虽然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用晁错的主张，但对他的才能很欣赏。太子也认为晁错的献策很好，然而袁盎等一些大功臣对晁错则是颇为忌妒，并不喜欢他。>
第二节 “削藩”之举惊天下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也就是汉景帝。第二年，晁错由中大夫升为内史，即 主管京都地区的长官。汉景帝对他很信任，言听计从，其作用超过了九卿（汉中央政府组织分三公。九卿、列卿等，三公最尊，九卿次之。九卿为奉常、郎中令、卫 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晁错在景帝的支持下，对许多法令进行了修改，招致丞相中屠嘉的妒恨。正巧，晁错因为 内史府大门在东边，出入很不方便，需要开个南门，而内史府的南面是太上庙的外墙，于是就拆了一段庙的外墙，以便出入。申屠嘉闻讯大怒，想借此奏请景帝杀死 晁错。晁错得到消息后，连忙抢先向景帝说明了实际情况。到申屠嘉来向景帝报告时，景帝说：“拆的不是庙的内墙，而是外墙，不应当法办处死。”罢朝以后，申 屠嘉恼怒地告诉别人说：“我应当先斩后奏，而先奏请反误了大事！”不久，申屠嘉病死，晁错在景帝面前也更加得宠了。
景帝前元二年（公 元前155年），晁错由内史升迁为御史大夫，从此晁错位列“三公”。这时诸侯王的势力强大，这些诸侯王大都是西汉初年，汉高祖所分封的刘姓子弟，当时 大都是年幼孩童，到汉文帝时已长大成人。刘邦本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让他们辅翼王室，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诸侯有大块封地，征收赋税，铸造钱币，势力越来 越大。那时共有22个诸侯国，齐王拥有70多个城，吴王有50多个城，楚王也有20多个城。而且有的诸侯已经不受朝廷的约束，驱走朝廷官吏，诱招亡命之 徒，大有天下又要变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晁错敏锐地看到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对中央政权是一个严重威胁。而且，诸侯闹割据，一来免不了发 生战争，二来对发展生产也很不利。于是，晁错向汉景帝建议削藩。他在《削藩》中指出，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主张先拿犯有罪过的诸 侯王开刀，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归朝廷直接管辖。
晁错特别指出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 侄子，吴王封地五十三座城，东边靠海，煮海水熬盐获暴利，境内铜山可供铸钱。而且先前吴太子与当时为皇太子的景帝下棋时被打死，吴王一直心怀怨恨，借口有 病不来朝见。依法本应处死，可文帝不忍心这样办，赐以十几手杖。刘濞本应悔过自新，可他反而更加骄横跋扈，图谋作乱。
晁错一针见血地指出，诸侯要是存着造反的心，削地要造反，不削地，将来迟早也要造反。现在造反，祸患还小，也易扑灭。等将来他们势力更大了，造起反来，那祸患可就大了。
《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景帝下诏令公卿、列侯和宗室议论，大多数人知道景帝完全支持晁错，因此不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皇太后的 亲戚窦婴在大殿上同晁错争论起来，从此结下了怨仇。最后，景帝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 改了法令三十条。这样一来，势必遭到许多大臣和诸侯的强烈反对，他们对晁错及《削藩策》百般攻击，恨之入骨。
晁错的父亲特地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城，提心吊胆地劝说儿子：
“皇上刚刚即位，你为政用事，削夺诸侯的封地，使皇家骨肉之亲疏远，弄得大家都骂你怨你，你何必这样做呢？”
晁错理解父亲的一片心意，但他还是耐心说服道：“不这样做，天子的地位就不能巩固，国家政权就不能安稳。”
晁错的父亲却说：“这样做刘氏安稳了，可咱们晁家可就不能安稳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老人回到家中，服毒自杀了，临死前说：“我不忍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
第三节 暗箭难防遭腰斩
晁错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劝阻而改变自己的主张，为巩固中央集权，他继续积极协助景帝筹划削藩的措施。 朝廷要削诸侯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吴王刘濞便决定发动叛乱。他派中大夫应高与胶西王刘印密谋，提出以声讨晁错为名，起兵夺天下，“两主分割”。接着，刘濞 乔装打扮，亲自赴胶西，订立了叛乱同盟，并由刘印串联齐地诸国，刘濞负责串联楚、赵诸国，相约共同起兵。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王都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檄文，打出“清君侧”的幌子，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
同月，刘印杀了朝廷派到胶西国的官吏，胶东王刘雄渠，笛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先后发兵，一时干戈四起，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此爆发了。
吴王刘濞依仗吴国富庶，在致诸王书中称：我的金钱分布天下，诸王日夜用之不尽。有应当赏赐的，只要告诉我，我就给！并对将士列出奖格，最高的“奖赏”是赐金五千斤，封万户。
面对来势凶猛、声势浩大的叛乱，景帝当即在军事上做了部署，太尉倏侯率三十六将军为主力，进攻吴楚军；曲周侯郦寄攻赵军；将军栾布攻齐诸军，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向，作为后援。
可天有不测风云，晁错未能提防背后射来暗箭。先前曾担任过吴相、并接受刘濞贿赂的袁盎，惧怕晁错追究，连夜与窦婴密谋。于是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 盎。袁盎进宫后见景帝正与晁错商讨军情粮草等前方战事，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骗景帝说：“不用忧愁，一定 可以破吴。”随后阴险地利用景帝支开了晁错，这才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才造反。只要杀晁错，赦免吴楚七 国，恢复被削夺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了。”
汉景帝听信了袁盎的蛊惑之言，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的。”当时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嘉等人都视晁错为眼中钉，在景帝批准处死晁错后，让蒙在鼓中的晁错穿着朝衣巡行市中，在中途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用腰斩的酷刑杀害了晁错。
接着，袁盎官拜太常，被派往刘濞处，以求罢兵。谁知刘濞不但不答应，还声称：“我已为东帝！”并要袁盎跟他反叛，因袁盎不愿，差点被杀掉，侥幸地逃回了 长安。汉景帝召见从前线回来的校尉（武官，职位略次于将军）邓公时，问道：“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经被杀了，吴、楚罢兵没有？”
邓公回答：“吴王阴谋反叛已经数十年了，发怒于削地，以诛杀晁错为借口。他们的用意并不是只为了一个晁错，而是想当皇帝。我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再也不敢谈论削藩了！”
汉景帝叹道：“你说得很好，我也非常后悔！”景帝这才下定决心平定叛乱，下诏令周亚夫统率大军迎击叛军。由于叛军逆历史潮流而动，仅仅三个月就被平定 了。吴王刘濞兵败自杀，其他六个叛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景帝趁平息七国之乱之后，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管理，使诸侯王失去 政治权力，仅得租税而已。晁错虽然被错杀了，但他的政治主张终于得以实现了。从此，地方割据局面遂告结束，中央政权的权力大大加强了。
晁错在历史上争论颇多，在《史记》中称赞他“为国远虑”，却又说他“欲报私仇，反以亡躯”。北宋、兄弟曾咒骂他削藩是为个人“求名”，所 以该死！然而历史自有公论，晁错确实是一位进步的、杰出的政治谋略家。李贽曾说：“晁错可以说他不善谋身，不可说他不善谋国。”应该说这是颇为中肯的 评价。晁错并不是一个“完人”，但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大都反映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举贤良对策》等奏疏中）大都切中当时为 政之要害，针对性强，见解深刻而独到，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古代谋略家的行列。然而，这位“为 国远虑”的皇帝左右手，治国安邦的谋略重臣，一旦严重地触犯了倒退势力的利益，反被皇帝错杀、冤杀，也是封建社会历史的一种必然结局。然而，为了国家利益 和社会的进步，晁错“不善谋身”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是十分宝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