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他不用虎符能让卫青调动军队，他革故鼎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便是汉武帝刘彻，无论是文功还是武治都有所建树，尊儒，用酷吏，用儒家这件羊皮的外衣，披在法家的身上，是国家向心力大大增强;自从用卫青纵横八百里奇袭匈奴王庭后，汉朝和匈奴攻守易型，漠北之役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为汉朝扩大半倍疆俗。汉武帝一朝，简单来说，就是“攘外”的一朝。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没有他爹汉景帝的积蓄，能让汉武帝这么烧钱打几十年的仗吗？
那么问题来了，汉景帝又是怎样的人呢？
“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之一，汉景帝刘启爱护百姓、鼓励农桑、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当时的兄弟更加安定，百姓更加富足，封建统治秩序日臻巩固;尤其是在他谦恭简朴、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兄弟风气也日趋好转。汉景帝因此被后人奉为不可多得的盛世之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景仰、膜拜的好皇帝，却先后做出了怒杀吴太子、饿死邓通、腰斩晁错、冤死周亚夫，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的事情来，无不暴露了一代明君暴戾残忍的另一面。
刘启（前188——前141年），汉文帝刘恒的第四子，因为三个哥哥早死，才幸运地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57年6月，汉文帝病逝，32岁的刘启登基，即汉景帝。汉景帝的暴戾残忍，并非当了皇帝后才养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意思是说，汉文帝时期，吴王刘濞的太子在京城与刘启下棋时，由于无礼耍赖，且态度十分骄横？被刘启以棋具击杀。当时，刘启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博弈之争，就把自己的堂兄弟给活活打死，可见他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暴戾的骄悍之人。
如果说打死吴太子，尚有些年轻气盛的因素，那么汉景帝即位后对邓通的修理，可就明显的是处心积虑了。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深受信任和恩典，并“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据《史记·佞幸列传》记载，汉文帝曾患痈疽，邓通便用嘴为其吸吮脓血。“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为了检验刘启是否真的最爱自己？刘恒就让他像邓通那样为自己吸吮脓血。刘启不得已只好照办，吸时却面露难色。事后，刘启听说“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汉文帝死后，汉景帝掌权后不久，便“尽没入邓通家”，甚至一根簪子也没留给邓通。可怜邓通从一个大富翁变成穷光蛋，“不得名一钱”，最后竟然饿死在了别人家里。
汉景帝在位期间，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七国之乱”了。这次叛乱的导火索，就是晁错的《削藩策》。其实，削藩的点子是汉景帝出的，晁错只不过是把景帝的意图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而已。但是，一旦狼来了，晁错就成了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成了汉景帝推卸自身责任的替罪羊，成了汉景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无辜牺牲品。“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是汉景帝扣在晁错头上的帽子;诛杀晁错，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汉景帝派人到晁错家传旨，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可怜晁错为汉家天下日夜操劳，临死前竟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最后落得个腰斩的悲惨下场，全家人也一起遭难。为了求得一时苟安，汉景帝昧着良心“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其残忍行径令人心寒齿冷。
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第一功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臣，却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汉景帝改立太子时，周亚夫表示过反对，因此开始被疏远。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时，周亚夫认为背主投降之人不应封侯，汉景帝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周亚夫身为丞相，多次建议均得不到采用，加上他在宫廷树敌较多，只好称病辞职，这正中汉景帝下怀，立即宣布免去其丞相职务。周亚夫辞相后，汉景帝还不满足，竟然专门设计了一场闹剧来戏弄周亚夫。一次，汉景帝在宫中赐给周亚夫一大块肉。周亚夫见肉没有切割，也没有筷子，知道是皇上故意戏弄自己，心中大为不平，令尚席官去取筷子。汉景帝竟笑着对他说：“这还未满君意？”周亚夫一听，怕得要死，赶紧起座下跪，脱帽谢罪，感谢皇帝赏赐，君臣不欢而散。后来，周亚夫因其子买县官器具受牵连。汉景帝授意廷尉以谋反案进行审问，周亚夫悲愤交加，在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死。周亚夫死后，汉景帝怒气未消，下令绝其侯国，不准周亚夫之子嗣为侯。
用文臣而诛杀文臣，取武将而冤杀武将，仇邓通而饿死邓通，废太子而逼死亲子，？景帝过河拆桥、翻脸无情、睚眦必报、寡恩忍杀的另一面已经跃然纸上。而在平息七国叛乱时，从他所颁布的“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的诏令来看，汉景帝确系一个好杀之人。
当然啦，好杀只是建立在为巩固皇权的政治斗争之上，这也无可厚非，那句话说的好“政治永远是最无情的”你一旦在这政治的道路上，所有恩惠的外表，骨子里只存利弊，而非善恶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