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田，奴婢”政策。这项政策是王莽改制中的最主要的政策。他认识到土地与奴婢问题是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而且必须立即从根本上解决。他于是宣布： “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不准买卖。“王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制，也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恢复井田制。办法是重新 分配土地。占有土地多的地主，“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没收其多余的部分，按一家百亩之数，分给九族乡党。废除奴婢制度，改奴婢之名称 “私属”，即家众、家丁，以体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违令者治罪。
二、五均、六。这是的某些财政政策的继续或发展。 五均就是改长安的东市令、西市令和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为“五均司市师”。其下置交易丞，掌管平抑物价；又置钱府丞，掌管征收工商农桑之税和 赊贷。贫民为谋生活向官家借贷，年利什一。各郡、县也设司市，职掌和司市师相同。
六是官府专营盐、铁、酒、铸钱、征收渔猎樵采之税及五均、赊贷，共六项事业。
三、改革币制方面。王莽改革币制是由附会周景王铸大钱引起的。他铸有各种刀币，作为大钱。后因“刘字有金、刀”做偏旁，刀币犯忌，他又废刀币和五铢钱。 另造二十八种货币，叫做二十八品。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钱货六品，布货十品。钱和布为同一物，即铜制。所以总称为“五物、六名、二十 八品”。王莽共改革币制五次。
四、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地名。王莽为了附会西周的官制，在中央设四辅（太师、太 傅、国师、国将、位上公），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四将（更始将军、卫将军、立国将军、前将军），总共十一公。三公以下设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组成中央机构。又置六监（位上卿），分掌京师宫殿的守卫、皇帝的舆服等。改郡太守称卒正、连率或大尹等，县令、长称宰。又改变郡、县的划分和名 称，有些地名连改五次，最后又用原名。
五、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民族首领的封号。如改钩町王为钩町侯，改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
王莽改制很快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他来说，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附会古制：王莽改制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附会西周的制度，这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他改制的致命伤。例如土地与奴婢问题，是西汉一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 自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到哀帝时的师丹等，都主张“塞并兼之路”或“宜略为限”。这样尚且遭到反对，不得实行。而王莽的“王田”政策则是要彻底废除土地私有 制，收土地归国有，恢复所说的西周的井田制。这是使历史倒退，也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命令下达后，贵族、官僚、地主不仅未交出一点土地来，反而激烈反 对这项政策。贫苦农民不仅未分到田地，反而由于生活所迫，出卖土地或儿女，却就触犯了这项政策的罚则，以致沦为罪犯，给广大劳动人民制造了更多更大的痛 苦。这项政策就是脱离实际，行不通的。过了三年，王莽就下令废除了。这项政策的废除，标志着王莽改制已基本上失败了。
二是官吏贪污： “五均、六”政策本来是用以制止囤积居奇，平抑物价，增加财政收入，稳定人民生活。这需要一批谙于事业、廉洁奉公的人充任官吏。汉武帝为实行均输、平 准、盐铁国营，重用了一批大小商人为官吏，基本上是成功的。王莽所用的也是一批商人，可是这些商人一旦为官，却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地方官吏勾结，制造 假账，官府无所得，利益尽入私囊。
三是任意乱改：王莽改革币制，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名，改变地名，更改少数民族名称等，都不是当时的政 治或社会需要，而是在盲目附会所谓西周的制度或迷信思想，以抬高他个人的声威。不仅毫无积极意义，相反的，还为国家、社会制造了更大的混乱。一再改变币 制，使币制混乱，大批的人民破产。一再改易地名，甚至主管官吏都弄不清其辖区应叫什么名字。乱改民族名称，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加剧了民族矛盾。王莽 又征发30万士卒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内地的人民抗拒征发，长城沿边的人民亦相继起义。
改制带来的混乱，战争带来的苦难，赋役带 来的负担，真是灾祸重重，然而天公亦不作美。新莽时期自然灾害十分严重。水灾、旱灾、蝗灾、黄河决口等接连不断，饥荒遍地，人民流离。王莽自己哀叹道： “予受命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 害，统治者理应减免赋役，开仓赈济，然而王莽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赋车籍马，催租要钱，青壮者开往前线，老弱饿死田间。混乱的新政，错误的战争，繁重的赋 役，加剧了天灾的破坏力，人民无以为生，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从反叛中求生存。从王莽执政的第三年起，各地农民接连不断地起义，最后终于形成了以赤 眉、绿林两支起义队伍为主的农民反抗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