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是一个千古名城，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西周初年。当时，旦为了震慑关东诸侯而督建洛阳城，历时数年而成。初期洛阳的规模较小，由王城和成周两部分组成，周公旦把它作为西周的陪都来使用。 周敬王时期发生朝臣叛乱，敬王为了避祸难而从王城迁居到成周，并且对洛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整修，洛阳的规模初步形成。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 520年，东周诸王一直居住在洛阳，这样，洛阳作为全国中心的地位自东周起就确立了下来。另外刘邦的文臣武将们大多数是关东之人，他们都希望离自己的家乡 近一些，不愿意去关中，因此都支持刘邦定都在洛阳。鉴于以上几点考虑，刘邦便初步把洛阳作为西汉的都城。但是娄敬和则反对定都洛阳，希望定都长安。
娄敬是齐人，当时正赴陇西戍守，经过洛阳，听说刘邦想定都洛阳，便专门去洛阳参拜刘邦，说是有要事求见。娄敬地对刘邦说：“您定都洛阳是考虑洛 阳是古都吧，但如今您不能那么想。周朝到成康年间，已经有了近千余年的发展历史，根基深厚，国富民强，周朝以洛阳为中心，当然可以号令诸侯，共享天下 中心的威风；而汉朝则不同，汉朝刚刚建立，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根基不厚，国力不稳，因此必须考虑都城的地理位置，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无险可守，若国君有 德行则可以称王，没有德行就容易亡国。据小人分析，关中地区地理环境相对有利，四面环山，据险可守；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当年秦国就是凭借这里而 统一天下的；皇上原先和关中的父老‘’，又曾作过汉中王，在这些地方很有威望，汉室初立天下，正好可以用以巩固国家。”
高祖还是，又问策于张良。张良，字子房，战国时韩国（今河南中部）人，是刘邦的军师，为其出谋划策，屡建功业，是西汉的开国元勋。张良非常同意娄敬的想法。高祖听取了他们的建议，拍板定都长安。
公元前205年10月，刘邦正式迁都长安。由于关中地区在战争中受到很大破坏，刘邦便任命营建新都，选址在咸阳东部的长安乡。长安城的营建用了很长 的时间，至公元前200年才正式竣工。之后，萧何又主持营建了未央宫。宫殿建成后，刘邦移驻未央宫，太后、太子等人则住在长乐宫里。汉朝的皇室建筑基本定 型，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也完全确立了下来。
刘邦即位之初，由于连年混战，整个社会已经是一片残破，甚至出现虽有沃野千里却空无一人的景象。刘邦出行，竟然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只好找颜色相近的马来代替；而大臣出行，更是只好乘坐牛车。所以，在当时来说，刘邦想要巩固政权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对此，刘邦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为了使民众得以休养生息，朝廷实行了轻税簿赋的政策。秦汉时，政府的农业税和私人地租都叫“租” 或“税”；“赋”，一般指户赋、口赋、算赋等户口税。大汉建国后，采取“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的政策，即只抽农作物的1／15为农业税，税率是比较低的。
刘邦奉行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在长期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农业经济，对于长期饱受战争之苦的农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他所制定 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不仅巩固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刘氏江山，而且对绵延200多年的整个西汉政权都起到了“立制垂范”的作用。
秦朝灭亡、汉朝兴起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一次自然更替，虽然是一次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政权转移，但是更换的只是帝王将相而已，秦朝时期由秦始皇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基本上完好无损地沿袭了下来。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费尽心思建立了一系列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的统治制度。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有效地防止了诸侯割据情况的出现， 适应了社会发展、人民渴望稳定的要求。到西汉时期，这些制度仍然有利于皇权的专制和集中，能有效地号令天下，统治万民，确保最有效地维护刘氏的利益。但汉 朝对秦朝的制度并不是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此后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一直持续了2000年，虽然历经每个朝代的增减删益，但基本的 体制一直没有改变。因此，封建制度始于秦，固于汉，“汉承秦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刘邦建立了一整套井井有条、自上而下的统治制度，统一集权的大汉帝国初步确立了起来，刘氏的江山也基本上巩固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