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汉和帝时，发展到了全盛的顶点。和帝一死，安帝上台，东汉政权很快走向腐败了。
自汉章帝以来，每位皇帝都是幼年或少年即位；每一朝代开始时，总要由皇太后临朝称制。由于那些年轻的皇太后，拘于礼法，不便直接接触朝臣，她们要掌握国家大权，就只能依靠两种人：一靠她娘家的父兄叔侄，即外戚；二靠后宫里她身边的奴才，即宦官。由此可见，小皇帝登基后，经常是外戚辅政，窃弄大权，自恃为皇亲国戚，骄纵不法。等到皇帝年事稍长，自然不甘心听人摆布，势必要想方设法夺回大权。由于外廷大臣，受到外戚的箝制，皇帝就只好结纳身边的亲信宦官，依靠他们来诛杀跋扈的外戚。一旦夺回了大权，皇帝亲政，往往会对那些助他夺权有功的宦官大加封赏，重用，复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恶性循环，未有穷已，外戚和宦官的轮番专权，构成东汉后期政局上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种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大背景下，张让等人才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了极为丑恶的角色。
汉桓帝即位后，他升任为内宫的小黄门。按照东汉的制度规定，小黄门只是俸禄六百石的掖宫小官，手下也没有属员，主要的职责就是服侍皇帝，关通中外，接收和转呈臣民的奏章上书。有时公主或王妃生了病，皇帝也常派他们作为代表前去慰问一下。
小黄门作为刑余之人，为掖庭永巷之职，受闺牖房闼之任，形同寺阍下贱仆役，为一般士人所不齿。但由于他们和人君朝夕相处，出入起居之际，可上通天阙，地位特殊，这就有了弄权售奸的机会。
（公元165年）延熹八年，张让的弟弟张朔突然从外地逃到京城洛阳，躲在了他家里，这令张让整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原来，张朔在张让的帮助下，当上了野王县（今河南沁阳）的县令。张朔上任后，不思造福百姓，却倚仗张让的势力，无法无天，凶残异常。一次酒宴中，他竟乘着醉意，手持利刃，当众杀了一名孕妇，取小儿为乐。这时，以敢于打击宦官而声名卓著的李膺，正担任着司隶校尉之职。两汉的司隶校尉，职责就是督捕京畿及其附近奸猾之徒和百官犯法者，野王县为河内郡郡治所在，正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张朔杀人后，非常心虚，唯恐李膺会找他算帐，便弃官逃回洛阳。张让见张朔犯了大案，觉得让他躲在自己家里也不安全。他家房子里两根大木柱之间，有两间小屋相连，在接缝处修有一个小暗室，他就让终日藏身其中，企图逃避罪责。
李膺在处理这一案件时，先派人作了详细的调查，确认张朔藏在他哥张让家里，便带兵上门抓人。搜寻过程中，李膺发觉这两根柱子间有些蹊跷，于是命令吏卒劈开柱子，拆开小屋，结果逮住了张朔，押回去关在洛阳大牢中。然后，稍作休息，李膺开始审讯张朔。张朔对杀人之事供认不讳，还幻想着张让能救他。李膺审讯完毕，立刻下令将这个杀人凶手就地处决。
张让听说弟弟张朔叫李膺给杀了，不善罢甘休。象条急红了眼的疯狗，他跑到宫里，对着汉桓帝又哭又闹，喊冤叫屈。桓帝便立即召李膺进宫，一见面，就沉着脸责问：“张朔即便犯了法，好歹也是国家官员，你怎么能不作请示就随便诛杀？你眼里还有朕还有我这个皇帝？”
李膺连忙叩头请罪，然后侃侃而谈：“陛下，当年派人捉拿乱臣卫成公献给周王，《春秋》一书都加以称赞。《礼经》上又说，公族贵戚犯法，即便天子下令赦免，司法官员也有权拒绝听命，照样可依据法律条文，惩处犯法者。以此说来，为臣并没有错。陛下，您再想想，春秋时在鲁国当司寇，上任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现在，臣当司隶校尉已经十几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满以为陛下会责怪臣作事迟缓，怪臣诛杀奸贼太少，没想到却因为杀坏人太快而获罪。臣自知有罪，死不足惜，只是恳请陛下再宽限五天时间，让臣把那些巨奸元凶杀光诛尽，然后再任凭陛下处分，死也甘心！”
李膺的这番话，说得汉桓帝无言以对，只好转过脸来，对站在身边的张让说：“这全是你弟弟张朔不好，要怪就怪他吧，谁让他行凶杀人！司隶校尉没有错啊？”
此后小太监凡事都躲着李膺，惧怕在他手里犯事，便处处小心谨慎，连汉桓帝也感到奇怪，怎么放假休息的时候，那些平素有头有脸的大太监也不离开皇宫了呢？于是，桓帝就问他们，这些人便一齐跪下说：“我们怕李校尉啊！”
虽说在张朔这件事上，张让没有占到上风，但明里暗里，已约略能看到他的声势和影响。李膺敢于打击宦官势力，当然深得人心，却不免使张让等人在心里对他记下了刻骨仇恨。这时的张让，羽翼尚未丰满，因而还暂时奈何不了李膺。但他却在窥伺着时机，随时准备寻找机会加以报复。
自从汉和帝重用郑众以来，东汉宦官的权势便日益加重，继之而起的有江京李闰柄政。顺帝时，孙程、王康等十九人因诛杀外戚阎显有功，同时封侯，更使宦官声势大增。及至梁商、梁冀父子掌权，二十年间威势无人匹敌，使外戚势力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所谓的满朝权贵，俱是梁家的走狗和奴才。然而，单超、徐璜、具瑗、左怕、唐衡五个宦官，竞能帮助汉桓帝一朝铲除梁氏势力，因功同日封侯，世称为“五侯”。
由此可见五侯权势之过人及其生活之奢华。旧史称，这时大小太监“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一个个，作威作福，致使“中外服从，上下屏气”。也正是在此前后，一部分正派官僚和在野的忧国之士，与专权的宦官集团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宦官专权的力量，以部分开明官僚为主体，外加一些在洛阳的太学生和地方上的郡国生徒。这些人眼见得外戚、宦官的腐朽统治，弄得东汉民穷财尽、天怒人怨，在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第一，他们为东汉政权的前途焦心如焚、泣血而忧，企望通过改革政治，维系摇摇欲坠的汉家江山；第二，由于官场腐败，权门请托，贿赂成风，外戚的党羽，宦官爪牙，控制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堵塞了部分人的政治出路。使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无法以“经明行修”的资格，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这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在当时，专权的外戚或宦官也往往结纳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作羽翼，而残酷打击那些敢于和自己作对者，正所谓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由于开明官僚和学生们以封建纲常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而视那些宦官及其党羽为浊流，在舆论上猛烈抨击。
开明官僚和青年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出现在反对宦官专权斗争的前线，当然不是要推翻现政权，只不过是要求改变政治暴虐黑暗的现状而已。这时的东汉政权已濒临没落之际，它既恐惧农民的起义反抗，也拒绝任何改良的建议，因此，历史决定了士大夫们的抗争，留下是一些血肉狼藉的记录。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士大夫、知识分子担当了历史悲剧的角色。尤其那些尚未出仕的知识分子，往往分化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隐遁山林，以不合作的态度表示消极的抗议。这些沉默的对抗者，面对黑暗的社会，怀恋刘汉江山，对前途悲观绝望，他们既无力挽大厦之将倾，又绝不愿同浊流为朋作伍，便只能独善其身，退归田园。桓灵之时，外戚、宦官昂首阔步走进庙堂，士大夫们则垂头丧气逃向山林。这些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兼善天下”的出路已被阻绝，就只好“毁裂冠带，避祸深山”，成为一代“隐士”。他们身在林泉，或躬自耕稼，非力不食；或苦身修节，隐居讲学，自以为与世无涉，与人无争，借以逃避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如同要逃出地狱一样。在他们看来，宁愿饿死深山穷谷，也耻与外戚、宦官为伍；他们虽无勇气谋反叛逆，起为“盗贼”，也绝不肯降志屈身，去侍候那些皇帝的亲戚与奴才。对刘汉政权，他们是表里矛盾、爱恨交加，其结果便只能眼看着昏君乱臣在那儿祸国殃民，而自己却奈何不得，只好发几声叹息，瞑目梦想尧舜之君能重现于世。第二种则是积极抗争，他们追随开明官僚，在组织上、宣传上狠狠打击宦官势力，并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些正直官僚，如果能以清高自守，敢于打击宦官及其爪牙，便会名噪一时，受到朝野的普遍敬重。自汉和帝即位后，先有袁安、任隗反对窦氏，继之有周章、杨震、李固、张纲、杜乔、李云等对外戚、宦官专权的猛烈攻击，桓帝时则有杨秉、周景、李膺、陈蕃、王畅、黄浮、翟超等人的积极抗争。一时间，天下名士，互相标榜，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雅号。被称为“天下楷模”的李膺，因敢于诛杀张让之弟而名声大振，士大夫如果能得到他的接待，往往被看作是莫大的光荣，立时会身价百倍，称之为“登龙门”。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内有一位追随宦官的张成，竟也，横行不法。有一次，张成从宫中宦官那儿得到了消息，向他的狐朋狗友们大肆炫耀，诡称自己“善说风角”，能推断未来，并已算出不久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那班人不信，张成便干脆把儿子叫到跟前说：“你出去随便杀个人吧！用不着偿命。”他儿子遵命行凶。案发后，河南尹李膺令手下吏卒严加追捕，很快把张成的儿子逮捕入狱。这时，朝廷果然颁布了大赦令，张成的儿子内心大喜，以为马上就要逃脱法律的制裁了。可李膺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尽管赦令已经公布了，他仍按律将张成的儿子处以死刑。
李膺斩了张成的儿子，给张让一个沉重的打击。激起了张让等人血腥报复，张让唆使张成的徒弟牢修出面，给皇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及郡国生徒们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张让又和一帮大小太监，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结果，汉桓帝下诏全国，大捕“党人”，同李膺一起被捕入狱者。竟达200多人。对于在逃者，又派人四处追捕，一时间，弄得京城内外，人心惶惶。张让原想置李膺于死地，后来，外戚窦武和尚书霍请等人上书桓帝，极力为“党人”辨诬，李膺才得以幸免，被罢官还乡，禁锢终身。那些所谓的李膺同党，凡名字登记在案的，或杀头或流放，轻者全部斥归田里，禁锢终身，永不作官。
虽然这些“党人”遭到了残酷打击，但是并未屈服。他们无端受到迫害而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大。“党人”范滂被斥归田里，离开洛阳时，汝南、南阳一带士大夫纷纷来迎接他，车马多达几千辆，可见党人声望之高。首次“党铟之祸”，主要是由于外戚集团与官僚文人集团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宦官集团，官僚文人集团始终没有被完全击垮。
汉桓帝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病死，12岁的汉灵帝即位，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年，窦太后之所以能被桓帝立为皇后，陈蕃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灵帝一即位，陈蕃自然受到重用。他和窦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共同辅政，重新启用了被禁锢的李膺等人，官僚文人集团和外戚集团便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图谋共同对付宦官集团。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陈蕃极力主张铲除宦官集团，杀掉曹节、苏康、管霸等亲信太监。然而，窦太后却凡事离不开曹节等人，只是碍于陈蕃的情面，在五月杀了苏康和管霸。当陈蕃再次请求杀掉曹节时，窦太后再三犹豫，事情便拖了下来。到了八月，窦武抓了太监长乐尚书郑飒，狱中审讯时，郑飒在供词里牵连到了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大太监。窦武决定趁此机会，一举将曹节等掌权太监除掉。九月，窦武命人写好奏章，向太后报告。奏章呈上去后，他就离宫回家休息去了。这时，管奏章的太监把窦武的奏章送给了大太监长乐五官史朱璃，朱璃偷偷拆开奏章，看了一遍，又惊又怒，破口大骂：“太监有罪的当然可以杀头。他连夜把身强力壮的心腹太监召集了十七个，一起喝血酒盟誓，表示一定要杀了窦武等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怎么也要把我们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在宫中大喊大叫：“陈蕃和窦武想造反！他们给太后上奏章，要废掉皇上！”
此刻曹节速报告汉灵帝：“陛下，外面闹哄哄的，象是出事了。请陛下快快到德阳殿上去吧！”灵帝听后马上拔出宝剑，带着一伙武装太监，气势汹汹地出了寝宫。然后下令紧闭宫门，把传令用的印信符节都收拢起来。接着，灵帝把尚书属官叫了来，用刀逼着，让他们起草命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让王甫带人到狱中救出郑飒。回来后，又把窦太后劫持软禁了起来，从她手里抢走了太后的玉玺。武装太监们守住了南宫大门，又关门阻断了南北宫之间的复道。准备就绪后，郑飒就带着兵丁，手捧圣旨去逮捕窦武。窦武拒捕，和他侄子窦绍跑到步兵营，召集北军校士几千人，在洛阳都亭集合。窦武下令说：“皇宫里的太监们造反了，士兵弟兄们能努力杀贼者，都有封侯重赏！”王甫听说窦武起兵反抗，召集了虎贲、羽林卒一千余人，屯兵在朱雀掖门，准备反击。
王甫在第二天黎明，两军对阵。假传皇帝命令，对窦武这边士兵大喊：“窦武造反了，你们都是保卫皇上的禁卫亲军，怎么跟着窦武造反？谁先投降，定有重赏！”这些禁卫军平素就怕太监，一听这话，就有不少人跑到太监那一面去了。到吃早饭时，窦武手下的士兵全跑光了。窦武见大势已去，和窦绍等人拨马就跑，王甫领兵穷追不舍。很快，窦武等人被围了起来，眼见无处可逃，窦武、窦绍拔剑自杀。王甫砍下他们的脑袋，挂在洛阳都亭上示众。接着，窦武的宗属宾客全都被抓起来杀掉了，和窦武有瓜葛的“党人”，一律灭族。窦太后则被送到南宫云台，幽禁了。
陈蕃才得到王甫逮捕窦武消息后。他带领手下吏卒和他的学生共八十多人，手持刀剑冲进承明门，迅速攻到尚书门。陈蕃才挥手对尚书台官员大喊：“大将军忠心为国，太监要作乱，为什么反而说窦武造反呢？”王甫听到这话，马上叫道：“先帝刚刚驾崩，还未下葬。窦武有什么功劳，竟然兄弟父子都被封为列侯？窦家那伙人在这个时候还纵乐饮宴，私取宫人，又贪赃受贿，身为朝廷大臣，如此胡作非为，这不是作乱是什么？你是朝廷重臣，怎么也追随乱党？”王甫便让手下士兵逮捕陈蕃才。陈蕃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拔出宝剑，指着王甫的鼻子大骂，声色俱厉，白髯飘拂，吓得王甫的士兵都不敢靠近。最后，王甫派了许多士兵，把陈蕃才他们包围了几十层，抓住了陈蕃才，当天就送到北寺狱中杀害。陈蕃才的家属、学生、下级有许多人遭到株连，有官职的一律被罢官禁锢。
就在第二年，大宦官侯览的母亲死了，侯览回到山阳防东（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老家，为他老妈修了高大的坟冢，超过了当时的制度规定。侯览倚仗权势，残害百姓，强夺民女，侵占民田民宅。这一切，激起了山阳督邮张俭的义愤，张俭不畏强暴，上书告发了侯览及其家人的罪行，请求皇上诛杀侯览。同时，张俭带人刨了侯览母亲的大冢，没收了侯家非法占有的全部资财。侯览对张俭恨入骨髓，便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盟，“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汉灵帝看了侯览的奏章，即刻下令逮捕张俭。宦官曹节、王甫、张让等又乘机请求重新逮捕李膺、范滂等人。于是，全国再次展开了迫害“党人”的运动，各地被诬告为“党人”而遭杀头、流放、贬官、监禁的达六七百人，死在监狱中的有一百多人。
窦太后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六月，因遭软禁，郁闷成疾而死。七月，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反对宦官的标语，标语写道：“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了窦太后，侯览又滥杀党人，朝廷公卿大臣白吃干饭，竟没有一个敢于忠言者！”宦官们被标语激怒了，再次疯狂地搜捕“党人”，仅太学生就被逮捕了一千多人。永昌太守曹鸾熹平五年（公元176年），上书请求赦免“党人”，宦官集团认为这是“党人”死灰复燃，决定。他们不问青红皂白，首先把曹鸾活活打死，然后下令州郡，严查“党人”父子兄弟及门生故吏，把他们全部免官禁锢。
李膺等官僚文人集团的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核心人物大多被害死，独有陈却毫发未损。这里面有一个缘故。在灵帝刚上台后，张让的老爹死了。张让把他父亲归葬老家颍川，一郡有头有脸的人都前来吊唁，但却没有一位名士光临。正在张让感到脸上无光的时候，同郡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大名士陈却单独前来吊唁，使张让万分感激。因此，搜捕党人时，虽然牵连到了陈，张让却多次为陈开脱。两次“党锢之祸”，官僚文人集团虽然被彻底打垮，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却用文字、语言和鲜血向全社会作了宣告——政治改良已经彻底绝望，东汉政权的崩溃命运已不可逆转。“党锢之祸”是黄巾农民大起义的一个前兆信号，是东汉政权走到终点的一块路碑，是历史对东汉政权的一个无情的死刑判决！
汉灵帝即位不久，便把张让和另一个太监赵忠升为中常侍。中常侍虽无属员，却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比小黄门要高出了许多。在升官的同时，张让又和一批太监被同时封为列侯。这时的张让地位上升了，已和曹节、王甫等大太监不相上下。因而，他们便互相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大臣陈球、刘纳和宗室司徒刘邰等密谋诛杀宦官。这时，尚书令阳球以敢于打击宦官势力而著称，眼见王甫、曹节等为非作歹，便愤愤地说：“如果我阳球能当上司隶校尉，怎会容忍这些人祸害天下？”这话被刘邰等听到后，便秘密联络阳球。上奏朝廷，举荐阳球可任司隶校尉。四月，灵帝果然任命阳球为司隶校尉。有一天，阳球趁着王甫休假在家，以向皇帝谢恩为借口，进宫面见灵帝，密奏王甫等人种种不法行为，要求皇帝下诏逮捕王甫问罪。得到灵帝允准后，阳球迅速带人逮捕了太监王甫、淳于登、袁赦、封曰羽、刘毅、庞训、朱禹、齐盛及王甫养子王荫、王吉和太尉段等一千人，送入洛阳大狱。阳球以大刑伺候，亲自审问。王荫到了这时，仍异常嚣张，竟对阳球破口大骂。阳球大怒，立时让手下衙役弄来一堆土，强行塞进王荫嘴里，再乱棒猛打，段亦自杀身亡，王甫父子相继毙命。
阳球他们准备在这年冬天让开刀，一度吓得曹节都不敢离开皇宫。阳球有一位小妾，是程璜的女儿，曾把阳球他们的计划告诉了她的父亲。曹节、张让听到了一些风声，便给程璜送了一大笔钱财，进行收买；又以权势相威胁，迫使程璜全盘吐露了阳球等人的密谋。曹节和张让便率领一批小太监，跑到灵帝那儿告状说：“刘邰与刘纳、陈球、阳球等人相互交通，谋为不轨。”灵帝大怒，下令把刘邰等人逮捕入狱，后来这些人全被宦官害死在狱中。
两年后，大太监曹节病死，张让和赵忠一跃而成为宦官集团的首领。到这时，宦官集团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廷大权，连皇帝也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汉灵帝就经常对人说：“张常侍（让）是我爹，赵常侍（忠）是我妈。”这时的张让，不仅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而且公然卖官鬻爵，因其权势熏天，也无人敢惹。陕西扶风有位大财主叫盂佗，他为了升官发财，就去结交张让家里的奴仆，给他们送贿行礼，挥金如土。张让的奴仆们填饱了私囊，非常感激孟佗，就问他：“孟先生，你有什么事啊？只要说出来，咱们一定替你办到！”
“我只求你们明天当众给我磕个头就行了。”孟佗作了回话。
孟佗到了第二天，乘着马车登门求见张让。这时，张让的家门前早已被车马挤得水泄不通了，求见张让办事的人不下一千多。孟佗来晚了，挤都挤不到前面去。张让的管家正在门前台阶上吆喝地指挥着，一抬头，远远地看见了孟佗，就想起了孟佗昨天说的话。于是，他对周围喊了一声：“都跟我来！”一群奴仆分开众人，随管家走到孟佗面前，齐刷刷地跪下，给孟佗叩了个头。然后，簇拥着孟佗的车马，趾高气扬地进了大门。
前来求见张让的人，见了这个阵势，一个个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孟佗的车马进了大门，这些人纷纷议论，都猜测孟佗和张让的关系绝不一般。为了求张让办事，许多人便转而去找孟佗，争先恐后给孟佗送厚礼，以博取他的欢心。孟佗见自己的计谋得逞，心中大喜，凡送上门来的珍宝银钱，一概照收不误。然后，背着人，他再把这些钱财分一大半给张让。张让见财源滚滚而来，也很高兴，很快就任命孟佗担任了凉州刺史。
东汉后期专权的宦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到汉灵帝时期，宦官集团逐渐形成了一个小核心，这就是当时人切齿痛恨的“十常侍”。古典名著《演义》开篇第一回中称：“后张让、赵忠、封曰羽、段、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遵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其实，小说中开列的“十常侍”的名单并不全对。所谓的“十常侍”，确切地来说，应是十二名大太监，即《后汉书》中列举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高望、张恭、韩悝、宋典。这十二人都担任中常侍，而且封为列侯，贵宠无比；其父兄子弟布列郡县，虽为朝廷命官，却所在贪残，蠹害百姓。张让和赵忠位居群奸元凶之位，就是他们的首领。
张让等人掌权后，便整日鼓捣着，让皇上想方设法聚敛财富。东汉政府残酷掠夺百姓，敲骨吸髓，但农民已经极端赤贫化，实在没有多少油水可榨，于是，皇帝便想到了卖官鬻爵的一招。早在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就在洛阳西园开设了邸舍，专门卖官收钱。公布的价码是：二千石官二千万钱，四百石官四百万钱。对不同的买主可有不同的议价，廉价者收钱一半或三分之一。既收现款，也可赊欠，即“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卖官得来的钱，在西园修了座叫“万金堂”的仓库专门贮存，作为皇帝的私钱，以供自己挥霍。除了朝廷公开卖官外，汉灵帝和张让他们还私下命令左右卖公卿要职，规定三公卖千万，九卿五百万。他们又下令，凡刺史和二千石官员以及茂才孝廉，这些人升官、调任都要捐钱，名义上是捐助军费和修宫殿费用，每个大郡，仅此一项收入就高达二、三干钱。为了能多卖官，多收钱，灵帝他们又经常无故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内可以调换几个人，每调一次，皇上就可有一笔收入进帐。官场完全变成了市场！
汉灵帝在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洛阳宣平门外修建东西昆圭苑和灵昆苑。司徒杨赐上书劝谏说：“先王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方合乎礼法。现在把城郊良田沃土都修作苑囿，驱赶居民，破坏生产，却养了大群珍禽猛兽，这恐怕不是治国的正道！”灵帝却听信十常侍的意见，对此不理不睬，照修不误。第二年，汉灵帝一时心血来潮，就让人在后宫修了模仿街市的阁楼店铺，让那些宫娥采女妆扮成小商小贩，吆喝叫卖。灵帝也身穿商人的服装，与几名亲信太监在酒楼上饮宴作乐，观看这些摊贩讨价还价、盗窃争斗。喝完酒，灵帝又弄来一群恶狗，给它们带上进贤冠，系上绶带，自己驾着四头驴拉的车子，在街市上驰驱周旋，恶狗颠前跑后，高声吠叫。皇上玩得兴高采烈，大汗淋漓，才尽兴而归。汉灵帝原本就贪财如命，各地上贡的珍宝奇货，他都收积起来，留作己用，称之为“导行费”。有张让等人的教唆，更加聚敛有术。
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八月，汉灵帝在阿亭道修了四百尺高的道观。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又让钩盾令宋典主持修南宫玉堂殿，令掖庭令毕岚铸造了四个铜人和四口大钟，把铜人布列在苍龙、玄武阙外，把铜钟悬挂在云台及玉堂殿前。又在宣平门外汴桥东侧铸造天禄和蟆，转河水入宫；复在桥西造翻车、渴乌，吸水喷洒南北郊路面。种种土木工程，不一而足。每一项工程完毕，张让他们都会大小发一笔财归己私有。
南宫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张让、赵忠不肯放过这发财良机，他们给灵帝出主意，让全国每亩地增收十钱的田税，用这笔钱来重修南宫。同时，还下令让太原、河东、狄道各郡往京城送木材、石料。州郡官员派人把材料送到京城时，张让就带上一帮小太监前去验收。小太监们故意横生枝节，从中刁难，宣称这些材料全不合格，强迫州郡把这批材料按原价的十分之一卖给他们。太监们“买”到材料后，再转手倒卖，张让等大小太监们凭空发一笔大财，老百姓却额外增加了一项负担。凡是那些太监用不着的木材，就故意不买，任凭其堆积如山，腐朽变质。因而，宫殿建筑一拖再拖，连年不能完工，各地刺史、太守年年忙于追讨苛税，运送材料，老百姓不胜其苦，怨声载道。后来，钜鹿太守司马直在上任途中，给皇帝写了一道奏章，派人送往京城，痛斥“十常侍”乱政的种种罪行。奏章送走后，司马直知道自己得罪了“十常侍”，迟早难逃一死，便喝毒药自杀了。汉灵帝知道了这件事后，似乎受到了一点震动，才暂时停止了征收修南宫的税。
张让同伙一边唆使汉灵帝聚敛财富，一边从中渔利，中饱肥私。“十常侍”在京城大修宅第，其富丽堂皇的程度，都赶上了皇帝的宫殿。汉灵帝平常喜欢登上永安宫的望台，向四处眺望。宦官们担心皇上会发现他们豪华的住宅，就欺骗灵帝说：“皇帝是上天的儿子，不应该登高。皇帝一登上高处，老百姓就要吓得东躲西藏，这可是不祥的兆头啊！”灵帝一听，从此再也不四处眺望。
在“十常侍”当权乱政的时候，在政治上也是欺凌公卿，无恶不作。后宫也有个别宦官能够奉法自守，不与张让一伙同流合污，难有好下场。吕强就是典型。吕强是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人，汉灵帝即位初，张让、王甫、曹节、许相等宦官都被封为列侯，灵帝也把吕强封为都乡侯。吕强认为自己无功于国。拒绝接受，并上书痛斥张让等人的奸行，从此和张让一伙结下了怨仇。黄巾起义爆发后，吕强又劝说汉灵帝起用被禁锢的“党人”，精选刺史、郡守，召还“十常侍”在外地任官的父兄子弟。这样，吕强和“十常侍”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张让、赵忠、夏恽等人纷纷诬告说：吕强常和“党人”一块攻击朝廷；又常私下读《霍光传》，想效法西汉权臣霍光废旧立新；吕强的兄弟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恶名昭著。汉灵帝便让太监们拿着兵器，召吕强进宫。吕强愤怒地说：“大丈夫尽忠国家，我死了大乱必起，岂能受狱吏之辱？”随后吕强自杀而死。张让他们回宫后，对皇帝说：“吕强见陛下召问，还不知道所问何事，就跑到门外头草丛里自杀身亡了，可见他作贼心虚，有奸自明！”灵帝一听，立刻下令抄没吕家全部家产，逮捕吕强宗亲。吕强死后，侍中向栩又向皇帝上书，讥刺“十常侍”。张让他们也面见灵帝说：“向栩私通黄巾主帅张角，打算作内应，图谋不轨。”灵帝听后，立刻下令逮捕向栩入狱，张让派人在狱中杀了向栩。
随着东汉灵帝在政治上极端黑暗，人民饱受折磨，无法忍受剥削压迫，便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终于爆发了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大起义。郎中张钧上书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乐附，这根源就在于十常侍放纵父兄子弟、姻亲宾客，各据州郡，贪残勒索，侵害百姓。老百姓无处诉冤，只好铤而走险，谋为不轨。只要陛下砍下十常侍的脑袋，挂在南门外示众，然后布告天下，不用派大军镇压，张角等人就会自行解散！”灵帝把张钧的奏章递给张让，让他自己去看。张让看后，唯恐皇帝治罪，就领着“十常侍”脱帽赤脚跪在灵帝面前，假称愿意自动入洛阳诏狱，以表示服罪。同时，“十常侍”又各自从家里拿出一部分钱财，捐作镇压黄巾起义的军费。灵帝一看张让等人都这样了，马上态度缓和，照旧信任如故。灵帝怒斥张钧：“你大胆狂徒，十常侍难道没有一个好人吗？”后来，张让他们暗示御史，向灵帝诬告张钧学习太平道，跟张角有牵连。灵帝下令将张钧下入大狱，用刑折磨死亡。
马元义是张角大弟子，在起义前被派到洛阳刺探朝廷虚实。马元义曾收买了太监封、徐奉等人作为内应。不久，这件事情暴露了，汉灵帝十分震怒。急忙派人把张让他们叫来，劈头盖脸臭骂道：“你们整天说‘党人’要作乱！要造反！结果把‘党人’杀了不少，剩下的都禁锢了起来。可现在那些‘党人’个个为国卖命，努力平乱。而你们这帮混蛋中却有人和反贼张角勾结，难道不该杀头吗？”张让立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张让急中生智，忙领着太监们跪倒在地，个个脸上带着一副委屈的神态，哀求说：“那些都是过去王甫、侯览他们干的呀！”灵帝一听，也就不再追究了。
镇压张角起义时，皇琢嵩领兵路过邺城，见赵忠的老家高门大院，不合礼制规定，便上奏灵帝予以揭发。恰在此时，张让派人私下向皇甫嵩勒索要五千万钱，遭到了坚决拒绝。张让便和赵忠联名上奏灵帝，说“皇甫嵩治军无方，屡战屡败，丧师辱国，耗费钱财。”汉灵帝立刻召还皇甫嵩，收回了左车骑将军大印，改派张温和去镇压黄巾军。
到了汉灵帝晚年，“十常侍”完全箝制了朝野，大臣中敢于与其抗争者，已属凤毛麟角。就上述寥寥数人，除皇甫嵩外，竟无一能幸免于难。“十常侍”群魔共舞，浊乱天下。
宦官的势力，在汉灵帝末年达到了巅峰，放眼天下，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和他们对抗了。宦官专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逼向衰亡崩溃的前夜。拥有强大实力的世家豪族绝对不会甘心忍受这种局面，他们一直在暗地里等待着时机，以求彻底消灭宦官势力。
为了保卫京都洛阳不受黄巾余党的袭扰，汉灵帝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八月，设置了西园八校尉：封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统一听命于蹇硕。自从黄巾起义后，汉灵帝也关心起军事来，他看蹇硕健壮而有武略，便任命他为八校尉之首，负责宫廷警卫。这样，宦官蹇硕掌握了禁卫军大权，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受他节制。何进是何皇后的哥哥，加上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已晋升为大将军，握有兵权，负责京师洛阳及其近郊的保卫。设立八校尉后，蹇硕的地位、权势陡然上升了，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便迅速激化，引发出了一场新的局势。
汉灵帝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春，得了重病，眼看就要不行了，但仍未正式册立太子，朝廷大臣一个个焦虑万分，却都束手无策。汉灵帝这年才三十四岁，正当壮年，迟些时候立太子也不为晚。可是，这位荒唐皇帝一生纵情声色，好酒贪玩，早早就淘空了身子，现在已是病人膏肓、回天乏术了。那么，在灵帝的儿子中选一位储君如何呢？这里面却牵涉到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汉灵帝以前所生的皇子，一个个都幼年夭折了。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宫人何氏终于为灵帝又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刘辩。灵帝生怕这位龙种再成为短命鬼，便从小把他寄养在道人史子眇家，人称为“史侯”。何氏本是南阳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人，出身于屠家，少入掖庭时身长七尺一寸，一朝得幸，生了位皇子，便母以子贵了。生下刘辩后，汉灵帝封何氏为贵人，非常宠爱。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正式立何氏为皇后。次年，将她父亲何真追封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封她母亲为舞阳君。何皇后虽然有专房之宠，却生性多疑，善猜忌，妒心醋劲极大，后宫嫔妃无不被她的雌威所震慑。也就在这一年，后宫王美人怀了身孕，她非常畏惧何皇后，便想服药打掉胎儿，却未能成功。不久，王美人也生了位皇子，汉灵帝给他起名叫刘协。何皇后听说王美人生了刘协，妒火中烧，便派人给王美人强行灌入毒酒，可怜王美人产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汉灵帝知道这件事后，龙颜大怒，便一心要废掉何皇后。张让等一般宦官，为给自己将来找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靠山，就在皇帝面前替何皇后苦苦哀求，何皇后方得确保无事。事后，何皇后非常感激张让，便把她妹妹嫁给了张让的养子，何、张两姓结成了亲家。
皇子刘协，一出世便失去了娘亲，这使得汉灵帝内心似乎颇为愧疚。他既怜悯这个可怜的孩子，又常常思念王美人。一想起王美人的出众姿色，回忆起她那丰盈的体态，再品味一下她的聪明能干，就令灵帝黯然神伤。为此，灵帝曾专门写了《追德赋》和《令仪颂》，以抒发他的思念之情。正因为这些缘故，在汉灵帝的内心里，似乎要对刘协更为偏爱一些。刘协丧母后，汉灵帝便让自己的母亲董太后来抚养。自从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后，朝廷大臣中就不断有人劝灵帝早立太子，汉灵帝自己却一直。按封建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来衡量，无论是立嫡还是立长，太子之位都非刘辩莫属。但是，汉灵帝既然偏爱刘协，就一再找借口说，刘辩为人轻佻，缺乏威仪，他自己心中不大满意。灵帝的母亲也一再劝皇帝改立刘协为太子。作为老祖母，董太后总是希望看到自己亲手抚养的小孙子，能成为未来的君主。之因这两方面因素，汉灵帝一直想立刘协为太子。废嫡立庶终归不合制度。灵帝一是受礼法制度的束缚，二是因朝中大臣们的反对，三是也考虑到何皇后及其兄长大将军何进的势力不可轻视，因而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一直未能确定。
汉灵帝眼看要撒手归天了。蹇硕怕灵帝一死，刘辩继位，那时国舅何进执掌大权，外戚势力重新抬头，自然对宦官集团不利。因而，趁着灵帝还有一口气，蹇硕便急急忙忙上书给灵帝，要求立刘协为太子。汉灵帝在临死前，似乎找到了知音，便强撑着身子，拟好了立刘协为太子的遗诏，塞给了蹇硕。
汉灵帝在四月丙辰日，洛阳南宫的嘉德殿刚一咽气，蹇硕立刻行动了起来。他生怕废嫡立庶会引起大臣们反对，更惧怕何皇后和他哥哥的权势太大，不听凭他来摆布，便决定先瞒住朝臣，秘不发丧，不让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宫外，设法杀了何进再说。蹇硕就派人去请何进入宫，假称要与大将军商量立太子大事，暗中在皇宫内预先作了布置，单等何进前来送死。不料，蹇硕手下有个司马叫潘隐，与何进的交情很好。等何进一入宫门，潘隐便迎上前去，暗中给何进递了个眼色。又乘人不备，悄悄耳语说：“不可入宫。蹇硕欲谋杀公！”何进大惊，立刻退出宫门，然后转身跳上马，疾驰而去。
何进策马跑进军营，召集手下士卒，作好了迎战的准备。派人进宫，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应邀进宫。灵帝病死的消息也泄露了，何进仍决定不入宫吊唁。蹇硕见自己的阴谋破产了，内心惶惧不安，也无良策相待。何进派人和他妹妹商议后，便全身披挂整齐，以五千名禁卫军为后盾，率领朝廷大臣三十余人，气昂昂闯入皇宫，在灵帝柩前，扶立刘辩即皇帝汉少帝之位。
刘辨即位，只有十四岁，便由他母亲何太后临朝称制，任命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共同辅政。何进掌握大权后，就想彻底铲除宦官集团。他和袁隗的侄儿袁绍商议，决定先增强自己实力，再伺机发难。其时，汝南袁氏累世公卿，被称为四世三公的高门大族，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极富号召力。袁绍和他的从弟袁术都爱召客养士，受到当世豪杰的推重，赵忠曾私下对人说过：“袁绍沽名钓誉，好养死士，不知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何进得到袁绍的鼎力相助，可谓如虎添翼。这也表明，在这场宫廷斗争中。外戚集团终于和豪族世家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宦官集团了。
袁绍很快就联络了许多有兵权的官僚。除蹇硕外，西园八校尉也大多倾向于何进一派。同时，何进他们还召集了二十多名智谋之士，如何、苟攸、郑泰等，都是他们的心腹。蹇硕在双方较量的第一个回合，就遭到了失败。他深知，现在已经势成骑虎，何进与自己绝对势不两立，那就只好拼个鱼死网破了。想来想去，蹇硕觉得就只有提前下手、一策了。于是，他给“十常侍”的赵忠和宋典等人写了一封信，企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信上说：大将军何进兄弟柄权专政，现在正和天下的党人密谋策划诛杀先帝左右侍从，企图加害于我们这些人。只是因为我统领着禁卫军，所以还有些顾忌，没有下手。为今之计，最好是我们先关闭宫门，然后再派兵迅速将他们逮捕！
蹇硕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因为这时的“十常侍”集团，固然实力雄厚，但却不见得会支持他蹇硕。在灵帝末年，蹇硕就象是宦官集团中突然冒出的一颗政治新星，一时光彩炫目，却并没什么深厚的根基。他以小黄门之身，统领禁卫军，主要出之于灵帝的信任，同“十常侍”们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相反，“十常侍”与他虽然同属宦官集团，难免对这位小字辈的新贵怀有不少的嫉妒。大难临头，隔河看景就不是不可能的了。更何况，“十常侍”内部虽不统一，但大多数人都和何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首领张让不仅与何家结了亲，当年力保何皇后，就是为了给自己找靠山，现在岂有自毁基业韵道理？在“十常侍”中名列第四的郭胜，跟何进既是乡党，而且当年何太后入宫受宠与何进的高升，郭胜都从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因而他与何家就相当亲近。在接到蹇硕的信后，张让、赵忠和郭胜、宋典等人商量了一番。最后，“十常侍”决定：抛弃蹇硕，不采纳他的计策，反而派人把这封密信送给了何进。何进在看过密信后，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召集袁绍、鲍鸿、曹操等人商议。随后，何进马上动手，火速派出士卒，轻而易举地就捕杀了蹇硕。蹇硕统领的禁卫军，也全归何进兼管。
何进杀了蹇硕后，火气还没有完全平息，接下来又对董太后下手。过去，董太后和蹇硕他们都想立刘协为太子，何进兄妹心中自然愤愤不平，只是因为灵帝在世，无从发泄。现在，灵帝已死，他的老母亲当然就要大倒其霉了。汉少帝登基之后，马上把那位年方九岁的异母弟刘协封为渤海王，后又改封为陈留王，以示安慰。何太后临朝称制前后，与她婆婆董太后的关系一直很僵。当时，董太后的侄子惰侯董重担任骠骑将军，手下有一千多名士兵，这是董太后唯一可以依赖的靠山。董重与何进二人也是彼此仇视，一个不服一个。董太后当年也曾教唆儿子卖官求财，而自己从中分肥，以致金钱珍宝，盈满堂室。何太后听政时，对董太后更是没有好脸色，董太后便也想垂帘听政，加强自己的权势。何太后见老太后想专权，便从中作梗。何太后一天在宫中设了宴席，专请董太后共饮。酒至半酣，何太后站起来，举杯下拜说：“我们都是妇道人家，不宣参预朝政。过去吕后因手握重权，专擅朝政，以致宗族千人全部被杀。现日今咱们最好深居九重，朝廷大事就让那些元老大臣自己去商议吧！请太后垂纳此言，国家幸甚！”董太后闻言大怒，痛骂道：“你这贱人毒死王美人，心肠狠毒如狼似蝎。现在仗着你儿子当了皇上，又有你哥何进大权在握，就敢胡言乱语了吗？”何太后则暗讥说：“我用良言相劝，你为什么反而要破口大骂呢？”董太后恨恨地说：“你家本是屠沽小辈，有何见识！你到底张狂什么？不就是倚仗你有个哥哥吗？我马上叫骠骑将军来，砍下何进的脑袋给你看看。”
何太后连夜把这番话告诉了她哥哥，何进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何进和他弟弟车骑将军何苗在五月开始联络了朝廷三公，联名向少帝上奏说：“董太后曾派宦官夏恽、封请等人交通州郡，到处收取珍宝奇货。按照汉家惯例，藩王后妃不得留住京师，其舆服有章，膳羞有品。请皇上下诏令其离开皇宫，回河间封国去吧。”上奏自然只是个形式，汉少帝立刻予以允准。原来，董太后是河间（治今河北献县东南）人，为解犊亭侯刘苌的夫人。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死。因其无子，窦太后与其父窦武定策禁中，迎立刘宏为帝，即汉灵帝。灵帝入继大统后，先封他母亲为慎园贵人，继封为孝仁皇后，迎养于南宫嘉德殿，宫称永乐。因而，何进等上奏，援引西汉末摄政，不让汉平帝母卫姬留居长安的旧例，“请永乐后迁宫本国。”这里，董太后还未起身离宫；那边，何进立时就带兵包围了骠骑将军府宅，去逮捕董重，追索印绶。董重见事急，遂跑到后堂自杀了事，家人举哀，军士方散。董重一死，董太后又惊又怕，过了一月就暴病而亡。
何进出了一口气。他提拔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升为河南尹，准备进一步把所有的宦官一网打尽。善于窥测政治气候的宦官集团，自知难以和声势正盛的何进一派正面较量，再加上他们自己内部也四分五裂，就改变了策略，开始用重金收买一部分外戚，借以分化瓦解对方的势力。何进的母亲舞阳君与何进的弟弟何苗收了宦官送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就在何太后面前替“十常侍”大说好话。何进多次入宫，请求妹妹允准他诛杀宦官，何太后却不同意，并说：“宦官统领禁省，从古到今都是这样。汉家几百年的制度，岂可一旦废之？何况先帝刚刚去世，要是杀光了宦官，你让我一个妇道人家，如何面对面和大臣议政？”何进不想违背妹妹的心愿，便决定只杀掉宦官中那些民愤太大的就行了。袁绍等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宦官亲近天子，出纳王命。日积月累，其势力已盘根错节。如果要下手，就必须斩草除根，否则，除恶不尽，将来必生祸患。何进虽说手握大权，名高位重，但临事往往优柔寡断，这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舞阳君与何苗又在何太后面前，攻击何进说：“大将军辅佐新君，不行仁慈，专务杀伐。今无端又欲杀十常侍他们，这是取乱之道啊！”何进闻言，深恐其浮名受损，便有些心虚。铲除宦官集团的计划便被搁置。
袁绍过了一阵又给何进献上一计，叫何进纠集四方猛将和英雄豪杰，让这些人带兵进逼京城，胁迫何太后同意诛杀宦官。何进高兴地说：“此计大妙！”便要照计行事。主簿陈琳认为不妥，劝阻道：“此事切不可行！俗话说‘掩目而捕燕雀’，是自欺也。小小的事情都不能以欺骗而得志，何况是国家大事呢？现在将军总皇戚，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如果要想诛灭宦官，就跟鼓洪炉燎毛发一般容易。只要速发雷霆之怒，行权立断，自然天人顺之。却反而要放弃兵柄，征召外助；英雄聚会，难免各怀异心，强者为王。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不但不会成功，而且引发祸乱。”何进却根本听不进去。典军校尉曹操也在旁边鼓掌大笑说：“宦官专权之祸，古今都有，只要君王不宠信他们，也不会到这种程度。如果要治他们的罪，当然是诛其元凶，这只要交给一名狱吏去办就足够了，又何必纷纷纭纭召集外地军队呢？要想全部杀掉他们，计划一定会泄露出去，我看肯定不会成功！”谋士郑泰、尚书卢植都劝何进要慎重，不可轻召外地军队进京，以防造成更大的祸乱。何进一概听不进去。
他们口口声声说，宦官张让等祸国殃民，要求杀之以谢天下。可何太后仍不同意他哥的计划，何苗也跑来对他兄长说：“我兄弟当年从南阳来到洛阳，孤苦贫贱，无亲无故，后来依靠这些宦官才得以富贵起来，作人怎能忘恩负义？何况国家大事，说说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俗话说：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宦官掌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哥哥今天一心想杀他们，只怕将来不好收场呢！还不如趁现在没有动手，就跟他们讲和吧！”何进听后，又犹豫了起来；加之董卓他们逼近洛阳，放纵兵士，何进也担心控制不了事态的发展，便迟迟不肯动手。袁绍一看到了这一步，何进还拿不定主意，便恐吓说：“事态已很紧急，计划都已暴露，大将军还不下决心，还等什么？再拖延下去，你恐怕就要成为第二个窦武！”何进这才咬牙下了狠心。这时，董卓等人已兵临城下了，何太后无奈，勉强同意了何进等人的请求，把掌权的宦官全部赶出了皇宫。这些中常侍、小黄门全都跑到何进面前请罪，听凭何进处分，等后时机。袁绍再三请求何进全杀了他们，何进却不忍心下手。
在前一阶段“十常侍”何进与蹇硕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略略偏向于何进；宁肯抛弃同辈，也不想与外戚集团火并，其目的主要就是要维持平稳局面，以巩固和享受他们的既得权益。现在，何进一派竟想将宦官连根拔除，这就对“十常侍”的权位、生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十常侍”一伙当然不能再坐视不顾了，宦官集团马上便展开了反击。张让眼见事态日益恶化，火速采取了对策。他的儿媳妇本是何太后的妹妹，这时为了保住性命，张让也就顾不得什么羞耻了。他慌里慌张地跑到儿媳房中，“噗嗵”跪了下去，一边叩头一边说：“我犯罪了，这次恐怕要同儿媳妇一起回乡了。我们家世代领受皇恩，现在要离开宫廷了，心里真是恋恋不舍啊！我只希望能再进宫一次，见见太后和皇上的面，跟他们告个别，然后就是死在穷沟野壑，也心甘情愿啊！”张让的儿媳妇把这番话传给了她母亲舞阳君，然后母女又一同入宫，给何太后也学说了一遍。何太后听了，很为感动，立刻又把“十常侍”召进宫去，恢复了他们的官职。
袁绍到了八月，说服了何进。何进到长乐宫去拜见太后，请何太后批准他向“十常侍”开刀。张让、段等人一见何进突然入宫，预感到大事不妙。他们派小太监在暗中偷听了何进与太后的谈话。没等何进把话说完，张让他们就开始行动了。按照张让的布置，几十个大小太监迅速拿起了刀枪，偷偷从侧门进入尚书省，埋伏在窗户下边。等何进谈完话，刚一离开长乐宫，张让派出的一名小太监就迎了上去，谎称太后临时下旨，请大将军到尚书省暂坐，有大事相商。何进被他们骗到了尚书省。刚一进门，太监们蜂拥而上，把何进围起来。张让跑过来，冲着何进大喊大叫：“天下大乱，也不全是我们这些人的过错啊！想当年，死去的老皇帝要废掉太后，是我们这些人跪在皇上面前，苦苦哀求，又拿出成千上万的银钱哄得皇上高兴，这才保住了太后。我们这样干，无非就是想同你们外戚搞好关系。你今天却想把我们全都杀光，这不太过火了？你说后宫里乌七八糟的，请问，朝廷上那些大臣，哪个是清清白白的？”说到这里，太监渠穆拔出宝剑，一剑将何进刺死在嘉德殿前。
张让、段杀了何进后，马上伪造皇帝诏书，任命樊陵为司隶校尉，许相为河南尹。尚书省官员接到诏书，顿生疑心，就喊了起来：“请让大将军出来一同议事！”张让就让小太监把何进的人头从墙上扔了出来，并喊道：“何进谋反，已被斩首！其余胁从者，一概赦免不究。”
袁绍、曹操、袁术与何进部将吴匡、张璋等人已带了五百名禁卫精兵护送何进。这些人正在宫外等候，一见何进的人头，个个咬牙切齿，刀枪齐举，涌上前来。张让一伙慌忙关闭了宫门，袁术、吴匡就率领士卒，乱砸乱砍宫门，太监们也挥舞刀剑，阻挡军卒，士兵一时竟攻不进去。天快黑的时候，袁术乘乱在南宫青硝门外放起火来，一时烟火四起，大火烧坏了宫门，士兵遂突入宫廷，只要见到宦官，立时刀剑齐下，剁为肉泥。
张让等人看着抵挡不住了，就飞奔后宫，报告何太后，诬称大将军的士兵造反，放火烧宫。在冲天火光中，张让指挥一伙太监，劫持了何太后、汉少帝、陈留王刘协和尚书省一些值班官员，准备从南北宫之间的复道逃到北宫去。尚书卢植听到宫中发生事变，立时擐甲持戈，堵在阁道窗下。段等人拥逼太后过来，卢植仰头大骂：“段逆贼，怎敢劫持太后！”段心胆俱寒，回身便跑。何太后趁机从窗中跳出来，被卢植急忙救起。大乱之际，袁绍和他叔父袁隗假借皇帝名义，把樊陵、许相叫到跟前，二话没说，便一刀一个全都杀了。袁绍与何苗随后又领兵攻到朱雀阙下，迎头正碰上赵忠、夏恽、郭胜等狼狈逃出，军卒刀剑齐下，将他们砍翻在地。这时，吴匡领着另一伙士兵从内庭杀出，见何苗手提宝剑跑过来，对士兵大喊：“何苗与宦官通谋，害死兄长，弟兄们快快为大将军报仇啊！”众军士一边流泪，一边叫喊着，一拥而上，将何苗砍为肉泥。然后，袁绍他们关闭了宫门，令士兵分头搜杀大小太监。其中因未长胡须而被士兵当作宦官误杀的也不少，皇宫禁苑，死尸遍地，血流成河，共杀了有两干多人。
张让、段等人逃到北宫后，袁绍、吴匡他们彻夜率兵攻逼。第二天一大早，张、段二人和几十名小太监簇拥着汉少帝与陈留王，仓惶溜出洛阳北城门——门。他们一路冒烟突火，落荒而逃。越过北邙山后，当夜二更时分，跑到了黄河岸边的小平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小平津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东汉在津上置关戍守，属八关之一，从此地可以迅速渡河，逃往河北。
张让等人眼见可以逃脱追捕，刚想坐下来喘口气。忽听得后面人马嘈杂，喊声震天，大队追兵迅速逼了上来，为首二人，正是尚书卢植和河南中部掾闵贡。张让一伙狗急跳墙，各自亮出兵刃，竟作困兽之斗。渐渐地，小太监们死的死，伤的伤，能支撑几下的越来越少。
公元189年。八月庚午的深夜。漆黑的夜空里，秋风萧萧，寒气逼人。河南孟津东北的小平滓。黄河岸边。此刻，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只听得人马喧哗，兵器交击。地上四处血污，一片狼藉。两群人激斗正酣。
尚书卢植与河南中部掾闵贡指挥的大队军卒，将对方围在了中间。圈中当风站立着两位少年，虽然衣衫零乱，面露忧色，眉宇之间却不失一派华贵之气。他们正是新近登基的当朝天子汉少帝刘辩和他弟弟陈留王刘协。在他们身边，稀稀拉拉地站着几位是皇帝的亲近内侍。这些人个个浑身泥土，衣烂帽歪，且多已受伤，手中的兵器也残损不堪。
圈中一人长叹一声：“唉！事已至此，夫复何言？”他转身面对白髯飘拂的卢植说：“卢大人，小的们自知罪孽深重。还望大人念上天有好生之德，看在我历事先帝的份上，见示一条生路如何？”卢植尚未答话，他身边的闵贡早已怒不可遏，须眉俱张。右手仗剑，左手戟指，高声痛骂：“张让！擅权乱政，荼毒生灵，危害宗庙，致使圣上蒙尘，万民涂炭。今日还想活命，岂非作梦？还不快快就死，难道还要让我们动手吗？”
张让闻听此言，自知今日难逃一死，不禁大放悲声，涕泗横流。他“噗嗵”一声跪倒在地，匍匐几步，双手牵住少年天子的衣带，呜咽着说：“陛下，小的们要走了，请陛下自己保重吧！”然后，转身跑上高堤，一头扎进了滔滔黄水之中。其他几个太监见状，也只好紧随其后，纷纷投河自尽。
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集团在刀剑之下，他们以祸国殃民开始，以害己终于灭亡。自桓灵以来，长期垄断东汉朝政的宦官集团也被诛杀殆尽。天下并没有太平！
董卓带兵入京，毒死何太后，废杀少帝，改立陈留王为帝（汉献帝），独揽了朝阁大权。各地纷纷起兵讨伐。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在大砍大杀中起向全面崩溃的东汉王朝载入历史的史册，东汉祸国乱政的“十常侍”之首、臭名昭著的宦官张让却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