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帝，名司马聃(公元343-361年)，字彭子。东晋第五代皇帝，庙号孝宗。在位344年—361年，晋穆帝是晋康帝之长子，母褚蒜子。康帝死后继位，时年仅2岁。在位17年，病死，终年19岁。葬于永平陵(今江苏省江宁县西北幕府山南)。曾用年号：永和（345年—356年）升平（357年—361年）。其妻何法倪谥号为德章皇后。
康帝病危时被大臣们立为太子。344年9月由于晋康帝驾崩(病死)，晋穆帝于同月己亥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永和”。由于年幼而由褚太后掌政，并由何充辅政。何充过世后改由蔡谟与司马昱辅政。晋穆帝在为期间东晋虽然北伐失败，但是由于桓温消灭了在四川立国的成汉，并且于356年夺回洛阳，虽然不久就因为粮运不继而撤退，东晋的版图仍然有所扩大。
司马聃即位时只有2岁，由褚太后临朝听政。在位期间，用桓温驱逐了庾氏势力。桓温势力日益强大，企图篡夺帝位。公元361年5月丁巳日，司马聃病死于建康宫中的显阳殿。
司马聃死后的谥号为穆帝。
司马聃-生平年表
公元343年，司马聃出生。
公元344年，晋康帝病死，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
公元346年。桓温率军沿长江西进，灭掉成汉政权。
公元349年，桓温第一次北征。
公元354年，桓温第二次北征，收服洛阳。
公元357年，司马聃开始即位。
公元361年，司马聃病逝。
司马聃-重要人物
褚蒜子
东晋康帝皇后，河南阳翟人，褚裒之女。成年以后，晋成帝闻其美丽及才识，将之许配给弟弟琅琊王司马岳，褚蒜子成为琅琊王妃。不久晋成帝病逝，传帝位予司马岳，是为晋康帝，册封褚蒜子为皇后、岳母谢氏为寻阳乡君。褚蒜子和晋康帝之间育有一子司马聃。
由于晋康帝早逝，因此两岁的幼子司马聃继承帝位，是为晋穆帝，褚蒜子晋升为皇太后，由于晋穆帝年幼无法执掌国政，因此在朝臣的要求之下，暂由褚蒜子垂帘听政，由褚蒜子抱着年幼的晋穆帝坐在御座上，面前垂下一重白色珠帘面听大臣上奏国事。
何充（292年－346年），字次道，东晋庐江县（今属安徽霍山）人。
美容英姿，善能文章。最初是王敦的幕僚，勇敢直言，王敦说王舍：「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是咸称之。」何充不以为然，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东晋成帝时官任宰相；晋穆帝二岁即位，与大臣庾冰共辅幼主。「充虽无澄正改革之能，而强力有器局，临朝正色，以杜稷为己任。凡所选用提拔，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亲戚，谈者以此重之。」。《晋书》说他好佛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超过一百人，但却对亲友未加照料，亲友至于贫乏。阮裕笑他：「卿志大宇宙，勇迈千古」，何充不以为然，一如既往，「持八关斋，结会诵经，终生不倦。」。何充弟何准也是虔诚佛教徒，时人谢万将此兄弟与郗、郗昙兄弟相比曰：「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东晋大将，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娶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其父为桓彝，曾三次北伐。
桓温少有大志，往刘琨、陶侃的事。咸康七年（341年），任琅琊太守。永和元年（345年），桓温任荆州刺史，取代庾翼兵权。次年（346年），桓温趁成汉内部不稳之际，率军沿长江直上，平定蜀地，汉王李势投降，拜征西大将军，封临贺郡公。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后赵主石虎死，北方再度混乱，桓温多次请求北伐未果。永和六年（350年），朝廷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五州诸军事，委以北伐重任，以此抗衡桓温。结果殷浩大败而回，桓温遂掌大权。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前秦，亲率步骑四万馀人，水军直指南乡（湖北均县），命梁州刺史司马勋沿子午道（秦岭栈道，通向汉中）推进，一路攻上洛（陕西商县），在陕西蓝田击破氐族苻健军队数万人，进驻霸上（长安东面），苻健以数千人退守长安，当地民众「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未乘胜追击长安，反待敌自溃，期间本想将春麦收作军粮，但秦军已抢先收割，晋军粮秣不继，被迫撤返襄阳。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击败羌族姚襄，收复洛阳。隆和元年（362年），桓温建议迁都洛阳，又建议南迁的士族返乡，但遭到达官贵人激烈反对。前燕趁东晋君臣相互猜忌和牵制之际，重新领洛阳。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为了树立更高的威望，决定率步骑5万北伐前燕，一路势如破竹。经金城时，「见前为琅琊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世说新语》）在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忽逡巡不前，企图「坐取全胜」。不久军中绝粮，又闻前秦援兵将至，遂烧船、弃甲，自陆道撤退，凿井而饮，行军七百馀里，途中遭前燕骑兵伏击，损失三万馀人，大败而归。
桓温长期掌握大权，素有不臣之志，颇王敦之举。有一次，他抚枕而叹：「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咸安元年（371年），率军攻寿春（今安徽寿县），俘斩袁瑾。同年，桓温废帝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简文帝，以大司马专权，次年，文帝死，桓温有代晋之谋，不久病死，由其弟桓冲代位。
他临死前希望朝廷赐其九锡，但在谢安等人的拖延下，结果不能如其所愿，晋室只按平王司马孚及汉朝霍光的规则处理他的后事。追赠丞相。
司马聃-死因之谜
《晋书》没有讲司马聃有什么不良嗜好，也没有讲皇帝死前有什么先兆，皇帝说死就死了。八卦的史书竟然不讲八卦事，再加上这事发生在政治恶斗十分激烈的东晋时代，就显得更加蹊跷了。
换上新皇帝的第一年，桓温上了一道奏章，提议中央政府迁回刚刚被桓温收复的旧都洛阳。洛阳这时早已成为东晋与北方各国拉锯的地带，一会儿属你，一会儿属我，几经屠城之后，早已万物萧条，百姓星散，这时迁都洛阳，是极其不合适的，毕竟首都不是将军的中军帐，打到哪里，安营扎寨在哪里。如果迁都成功，整个中央都要依赖桓温的军事保护，王朝就要受制于桓氏家族。但是朝廷里没人敢提出异议。虽然王述说明同意迁都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毕竟过于不负责，不能作准。
皇帝之死和桓温迁都，两件事看起来没有瓜葛，但联系起来，意义就多了。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看司马聃到底怎么死的：
第一种可能是桓温做的手脚，这个可能性很小。桓温虽然是前任皇帝的女婿，但势力还没有到达中枢，更何况宫闱。而且桓温作为既得利益者，皇帝换人，朝中势力重新洗盘，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
第二种可能是朝廷权臣政变，这个可能性稍高。小皇帝在位的十七年，刚好是桓温势力崛起的黄金期，皇帝不可能不受桓温的影响；另一方面皇帝的独立执政，等于削减了朝臣权力。但这个理由也讲不通，因为如果朝臣真有这心思，其后也不必立个20岁的司马丕继任，干脆再立个两岁的小王子更省事。
第三种可能就比较复杂。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大臣请皇帝决策，奏章其实是过场，一定需要事先的沟通，桓温的动议，其实是摸新皇帝的底牌，给新皇帝难堪。
两相比较还是朝臣动手的可能性高：第一，如果是桓温动手，那么以他的性格，他不会一下子就提出动议，显得自己巴不得前皇帝早死似的。第二，桓温这么早就提动议，显得他对新皇帝没有什么信心，而且他对前皇帝之死也有点小道消息，拥护新皇帝的人，一般跟前皇帝之死脱不了干系，所以如果有人胆敢公然反对桓温，那么他就可以借题发挥，追究司马聃之死，甚至可以“清君侧”（后来，这个皇帝没当多久，果然被桓温给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