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赋役，由于北人的南奔，“侨人”的出现，土断的进行，呈现复杂的情况。
《隋书？食货志》说：“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因为他们是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赋役上与土著居民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户籍上。黄籍之外出现了白籍。
东晋时的范宁说过：户籍本“无黄、白之别”，原来郡国户口，统统是黄籍。因为“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北方原来的籍贯）”，从而在黄籍之外，产生了“白籍”。持白籍的不修闾伍之法，不在考课之科。②由此可知白籍是侨人的户籍或“侨籍”。它是侨人的身分证，凭白籍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
但是，来到南方的北方侨人极多。元帝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是流民第一次大过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①。这是流民第二次大过江。流民涌向江南，住侨郡，持白籍，免除税役，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必然要影响国家财政的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土断因而在所必行。
《陈书？高祖纪上》所载：“（成帝）咸和中土断”，是东晋最早的一次土断。关于这次土断，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这次土断是紧接咸和初流民第二次大过江采取的措施。土断的目的是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恢复籍无黄白之分的旧状，以解决赋役问题。因为赋役跟随户籍，故而土断的核心是整顿户籍。《南史？王僧孺传》有这样一段话：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
这段话告诉我们，咸和二年（３２７）曾对户籍大加整理，整理出来的户籍被称为“晋籍”，因为“所书并皆详实”，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４５０），达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为此年“以七条征发”，造成了“伪状巧籍”的弊端，才使本来很精详的晋籍发生了问题，因而齐时不得不“东堂校籍”。齐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袭下来的晋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理，相当彻底。这次整理的户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国统一的户籍，可知必为咸和中土断的成果。否则，无从整理为统一的晋籍。由此也可确定这次土断的年代，为咸和二年。因为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户籍的整顿既在咸和二年，土断也就必在此年。
二、这次土断和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晋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内。《陈书？高祖纪上》记载此次土断，将出身于颍川士族陈氏的丞相掾陈康，断为吴兴长城县下若里人。这是因为陈康之父陈达“出为长城令”，以长城下若里为家。陈康之子陈英为盱眙太守。将陈家情况与《南史？王僧孺传》所说咸和二年整出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证，可知咸和二年土断及整出的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的公卿世族。换句话说，咸和土断之制，对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适用，没有例外。
三、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是黄籍。按《南史？王僧孺传》说晋籍本来详实，可以依案，从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起，才发生问题。因循至齐，不能不对晋籍进行检定。而《南齐书？虞玩之传》所载的齐建元二年（４８０）检定户籍的诏文，明言：“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是衔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与土断同时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宋齐的晋籍，必为黄籍。晋令说过“郡国诸户口黄籍”，晋籍本无黄白之别。北人南流，产生白籍，经过土断，又统一为黄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３４１），东晋又进行了一次土断。（晋朝历史www.）这次土断的令文说：实编户，王公己下皆正土断白籍。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令文有一条注释：“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据胡三省这段释文，说土断是易黄籍为白籍，或给白籍。这种意见与上面说的土断是易白籍为黄籍，正相反对。胡三省的话，有几个问题。１。他以为这是第一次土断，因此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３。令文的重点本来是“实编户”三字，他把重点放到了土断白籍上。实是验的意思，实编户即验实编户。自咸和二年土断（３２７）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进行一次验实。３。他把“正”字解释成为“著之”，把“正土断白籍”，解释成为“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是无根据的。即从字义而言，正是质正的意思，无“著之”之意。“皆正土断白籍”，本来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实编户”三字，皆正土断白籍即都要验实、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土断是不是都进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过来了。这个令文是针对咸和二年的土断而发，而胡三省把它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也就不明白“实编户”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义，造成解释上的错误。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是在哀帝兴宁二年（３６４）进行的。关于这次土断，有两种记载。１。《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这是大阅人户，与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同。２。《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一说天下所在土著”。这与咸和中土断同。刘裕说当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①，称赞这次土断解决了财政问题。
东晋的第四次土断是在安帝义熙九年（４１３）进行的。《宋书？武帝纪中》记述这次土断说：“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
为什么要多次进行土断。刘裕说：自庚戌土断以来，“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②。从他说的话可知一次上断不可能彻底。虽然，土断取消了侨民与土著、白籍与黄籍的区别，画一为土著、黄籍，但多年以后，又颓弛下去。何况北人不断南来，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财政发生问题，只有多次土断。义熙土断本身也有问题。这次土断特许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郡的人，不在断例。他们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土断是为了把侨人纳入士著居民中，对他们征税起役。东晋的赋役在第一次土断前后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断之间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是东晋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税的问题。《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３７６）秋七月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东晋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断后的第三年咸和五年（３３０）实行的，一亩三升。四十六年后改行口税，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税的对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亩税对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则，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纳税的。王公以下纳税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有二。１。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来王公士族的免税特权，对他们在江东站住脚跟来说，反而有利。２。东晋税制的改革是结合第一次土断进行的，而土断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断在前，要改变王公以下不纳税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东晋的赋税实际分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３１７）至成帝咸和土断与度田收租之前，为第一段。这段赋税制仍旧是西晋之制。《隋书？食货志》说东晋“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便是这一段的税法。之所以无课役，是因为受到诸王公贵人的荫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间土断与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３７６）改行口税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实行的时期。咸和土断，将侨人包括士庶都纳入了黄籍税户之中。田租是亩税，户调仍旧要“结评百姓家赀”①，九品相通输入于官。这段税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王公贵人免税及荫亲属的特权。但他们仍可免役，这从太元元年实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税的制度，即可知之。
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税起，至太元八年（３８３）淝水战后“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②前止。在这段中，东晋除了将亩税改为口税外，还创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都有一些作用。东晋用以打胜淝水之战的北府兵，都在免税之列。
第四段从太元八年淝水战后增税米口五石起，至东晋灭亡止。《隋书？食货志》说的“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即税米口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便是这一段的税制。它的特征是，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制度。如按另一种说法，西晋一户以一丁计，那《隋书？食货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绢、丝、绵，便都是以户为单收征收，而且九品相通。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是一个印证。王玄谟之法承袭的当是淝水战后东晋之法。
这阶段的一个变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调，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规定废止。范宁说过，当时“举召役、调，皆相资须”①。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爽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的话②。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