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郡县论是中国古代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汉魏之后的晋代，由于社会的动荡，中原士人对历代的兴亡成败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封建论也是焦点之一。多数学者乃至史学家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封建优于郡县，甚至在遭受八王之乱后的东晋也不例外。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等。
关键词：晋代;封建;郡县
秦朝的统一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中尤为重要的则是政治体制的变化。“秦灭六国为吾国政治史上空前之巨变。政制则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 [1]（P241）伴随着郡县制在中国的全面推行，关于封建、郡县之间的优劣利弊，从李斯与儒生之间的廷对，引发“焚书”之祸，到唐柳宗元的《封建论》、明顾炎武之《郡县论》，争论始终不断，其余波绵延至今。但是，不论秦、唐或明末清初，其时社会都已是稳定的郡县制度，诸人无法通过切身体会来比较两种制度，所以虽不乏精到的论断，终究只是落入空谈。而中国历史上却有一特殊时期，使诸多士子有了亲历两制之“良机”。这就是代三国而短暂统一天下的晋朝。
三国两晋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皇朝兴衰更替频繁，社会矛盾尖锐，动荡不安。特别是两晋之时，短暂统一之后，出现八王之乱，演化出五胡十六国之乱局。面对这种形势，身居社会上层的士大夫们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撰写了大量论著。而在诸多问题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自然不外乎王朝的兴亡。因此，在汉初大辨论之后数百年，中原士人再次对朝代的兴亡成败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在此背景下，这个秦汉以来始终未得出定论的历史问题——封建、郡县优劣论，不可避免地又一次受到史学家乃至一般士人的重视。
一、晋前曹魏宗室的认识
在晋代之前，三国之曹魏政权建立后，身为魏氏宗室的曹冏首先对此开始关注。《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中引用了曹冏的一篇长文（也就是著名的《六代论》），其中心即在于总结历代兴亡之教训。而他的结论乃是：“夏商周历世数十，”是因“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二世而亡，”是因“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总之，分封则历时久长，夏、商、周皆得力于分封;郡县则享国短暂，秦朝二世而亡就是前车之鉴。曹冏敏感的意识到魏王朝将面临“疾风卒至”、“天下有变”[2]卷二十《武文世王公传裴注》的局面，并认为曹魏如果应用分封制，将可能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法。而作为曹魏皇位的有力争夺者的曹植亦曾上书，认为从历史上看，历代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同姓宗室灭亡的，并举例证战国时“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所以“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地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3]曹冏、曹植均非史学家，但他们都把分封制作为曹魏政权延续的一个关键措施。不过，曹冏也认识到分封制的敝端：“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连城数十，上下无别，权牟宗室，故有吴楚之患。”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曹冏也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分封大者则有七国之患，小者则如“武帝下推恩之令，”导致“子孙微弱，不预政事”，以至“异姓秉权”“田常之乱”，[2]所以曹冏也只能避而不谈。
二、两晋士人的总结
曹魏的骤兴骤亡，使得在两晋有更多的人士开始关注这个问题。魏代虽然名义上实行分封制，但根本徒有虚名，陈寿曾评论说;“魏代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2]卷十九《任城陈萧王传》再加上曹冏的预感成了现实，所以西晋时期，诸多士人在总结曹魏失国的教训时，几乎一边倒地认为魏代无实封之国是极其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原因。在武帝登位不久，段灼即上疏明言应借鉴周汉“神器夺于后臣，国祚移于他人”的历史教训，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诸王，亲戚隔绝，不详莫大焉。”所以“于今国家大计，使异姓无裂土专封之邑，同姓并据有连城之地。”不仅如此，他不顾汉代的前车之鉴，直言不讳的建议晋王朝应让分封诸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百世不迁，连城开地，”如此才能形成“盘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3]卷四十八《段灼传》晋初名士袁准亲眼见证了曹魏的灭亡，在总结魏王朝的经验教训时，一方面为魏代宗室抱不平，“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有违宗国藩屏之义”;另一方面又钦羡“昔武王既克殷，下车而封子弟同姓之国五十余，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后，海内无主三十余年”;感叹“周以千乘之赋封诸候，今也曾无一成之田。”建议朝廷“虽不能尽建五等，犹封诸亲威，使少有土地，”“如是则国有常守，兵有常强，保世延祚，长久而有家矣”。[4]陈寿对魏代分封制则明言“为法之敝，一至于此乎”。[3]曹志上奏认为“干植不强，枝叶不茂;骨骾不存，皮肤不充”，提议效法周代“内有鲁卫之亲，外有齐晋之辅，坐而守安，此万世之基也”。[3]卷五十《曹志传》名臣刘颂明确指出“为社稷计，莫若建国，”而且应“率由旧章，一如古典”，否则“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并建议“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3]卷四十六《刘颂传》王豹称赞周初分封曰：“昔武王伐纣，封建诸侯，…，及至其末，霸国之世，不过数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入窥九鼎。”[3]卷八十九《王豹传》西晋名士陆机在他的《五等论》中，详细比较了封建五等爵位制和郡县制。（晋朝历史 www.）他认为五等爵制可以使举国上下“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而郡县制则利私不利公，“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总之，只要实行封建五等爵制，“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3]卷五十四《陆机传》
甚至在经历了八王之乱，王室凋蔽，偏处江南一隅的东晋时期，也甚少有人见识到分封制的严重后果。素以直笔闻名的史学家孙盛、袁宏在总结汉魏封建之制经验教训时，仍是不吝言辞对古之封建制大加赞叹。孙盛对曹冏的《六代论》的思想十分认同，而且以之来批判魏代封建制，认为曹氏分封“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对魏建国后吸取汉代七国的经验教训，没有给予诸王实封则批评为“矫枉过也”，以至于曹魏王朝后期“势同瘣木，危若巢幕”。和诸多西晋士子的认识相同，孙盛也把魏败亡的原因归结为曹氏自身的“雕剪枝干，委权异族”。[2]卷十九《任城陈萧王传，裴注》袁宏称封建制“历载弥长，君臣世及，莫有迁去”。他详细论证了封建的优势，以为在三代“虽元首不康，诸侯不为失政;一国不治，天下不为之乱。故时有革代之变，而无土崩之势。”于此对立的，批评“郡县之立，祸乱实多”，并一一列举，秦汉之郡县“君无常君之民，尊卑迭而无别，去来似于过客。人务一时之功，家有苟且之计。机务充于王府，权重并于京师”，与封建相比较，实行郡县将会导致“一人休明，则王政略班海内;元首昏闇，则匹夫拟议神器。是以闺闼不净，四海为之鼎沸;天网一弛，六合为之穷兵。”袁宏对魏代诸王的虚封制度大加鞭挞，指出魏朝“诸侯禁网，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惧于罪败，同姓挫于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5],把秦、西汉、东汉的灭亡都归结为封建制的衰弱。
三、两晋士人对分封制弊病的认识及解决办法
不过，虽然两晋士人基本上都对封建制持拥护的态度，但并不是盲目的信任，他们大多也都对分封的弊病有所认识，并能够结合历史事实分析其原因，提出自己的应对策略。袁准认为汉氏封国“连城数十，廓地千里，自关以东，皆为王国，力多而权重，故亦有七国之难”，显然他也认识到了分封大国会有灾难性的结果，但其对策却仅是“制朝聘会同之义，以合亲戚之恩;讲礼以明其职业，黜陟以讨其不然”，[4]一是要用恩亲礼义以德服人，二是等出了问题再行讨伐，显然这只是不切实际的迂腐之谈。陆机则以为汉代分封制失败的原因在于“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把汉代七国之乱归因于时势的变化，而且“汉矫秦枉，大启王侯，境土逾溢，不遵旧典”，使得“诸侯岨其国家之富”，但他所认为的时势乃是“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师族无先定之班，君臣无相保之志”，失败是汉“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3]卷五十四《陆机传》孙盛则说“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2]他同样认为吴楚之乱是客观形势造成的，而不是分封制的后果。刘颂则以为“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戳，国随以亡”，而其解决之道乃是“修周旧迹”：第一，“建国无灭”。封国国王即使无道或无子嗣，也应由旁支继承封位，而不是除国;第二，“宜都宽其检”，即对封国放宽政策，因班固称“诸候失国亦由网密;”第三，封国后应“书之玉版，置诸宗庙”，使封国无忧;第四，“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第五，“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刘颂认为这样既可避免再次“汉之敝”，又可达到“藩屏强御”[3]卷四十六《刘颂传》的目的。
四、晋人封建优于郡县思想产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知，晋代士人大致都对郡县制持否定态度，而对三代的封建制赞美有加。之所以形成如此普遍的历史认识，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第一，郡县制的真正优势并未被士大夫阶层所认同。晋代以前，史家所称颂的夏、商、周三代皆是实行封建制，而且享国长远，汉初将郡县制与封建制杂而取之，而且分封的诸王对平定吕氏乱汉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真正实行郡县制的只有秦、魏，而秦魏都是短命王朝，汉代自武帝施行推恩令后封国形同郡县，而又形成权臣政治，并导致西汉被王莽篡夺。这些给晋代士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是以无不把秦二世而亡的史实看作是分封行郡县的结果。所以陆机提出“假使秦人因循其制，虽则无道，有与共亡，覆灭之祸，岂在曩日！”[3]卷五十四《陆机传》刘颂感叹“秦世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3]卷四十六《刘颂传》第二，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儒家总是提倡尚古、法先王的。而“圣王经国，义在封建，”“五等之制，始于黄唐，”是先王古制，“郡县之制，创自秦汉”是后王创举，“先王知帝业至生，天下至旷，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这样才能“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3]卷五十四《陆机传》孙盛肯定“五等之制，万世不易之典”。袁宏也有类似见解。而儒家家天下的传统思维也使得晋人以为“开启土，封建戚属”，“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是“公理然也”，甚至“纵复令诸王后世子孙还自相并，”“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则始祖不迁之庙，万年亿兆不改其名也。”[3]卷四十六《刘颂传》第三，郡县制必然要求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而两晋时期是门阀政治的顶峰阶段。两晋时，门阀士族的地位并不是政治所能改变的，门阀士族的命运也不是与皇朝的兴衰直接相关，而是与家族的传承和兴衰相联系，后期士族的权力已几乎可与皇室分庭抗议乃至跃居其上。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则必然会严重削弱士族的既得利益，使其权力基础受到损害。因此，在门阀政治统治时期，无法形成较为统一的赞同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意识。
参考文献：
[1]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二） [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陈寿。三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严可均。全晋文。卷五十五。袁准。经国[M].北京：中华书局，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