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内有一文《史可法后裔》，记录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的孙子在南京被特别照顾录入县学，成为秀才，享受政府补贴、家境脱贫一事。此事不见其他书所载，读后心有所动，遂摘取清人笔记，撰成此文。
史可法之死有多种说法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明末，李自成兵破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福王朱由崧（1602―1646）在南京成立南明弘光小朝廷，任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故史料多称其为“史阁部”。清顺治二年（1645年） 四月，清兵围困扬州，在城中督师的史可法拒降固守， 城破被俘，不屈牺牲。
关于史可法之死，说法甚多。有自刎而死说，有投河而溺说，有为清兵所杀说。王源《史阁部遗文序》：“扬州破，公自刎未殊（死），乱兵拥至西城上，见大帅（清豫亲王多铎），问之，曰：‘我史阁部也。’”“大帅劝之降，公大骂”。“骂愈厉，大帅拔刀起砍之，公挺身首迎其刃。帅退而止，叹曰：‘好男子’。左右杀之。”此外，《顺治朝实录》亦云斩于军前，当以此说为信。
关于史可法衣冠冢也有二说。一是，在他被杀十多天后，副将史德威也是他的嗣子被放出，“寻公尸，腐不可识。奉公袍笏，葬于岭焉。”（单渠《两淮盐法志杂记》）另一说是，扬州城破后，史可法与清兵血战，最后“力竭自经死。人马杂沓，踏公尸为泥。扬州人哀痛之，拾取衣冠葬江上。”（《石斋纪事稿》）
乾隆帝对史可法的褒扬
清乾隆皇帝是位有作为的君主，出于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巩固满族统治的需要，他于乾隆四十二年旌表明末殉节的忠臣，为史可法赐谥“忠正”，并下令在扬州梅花岭建史公祠。随后又为大臣彭元瑞收藏的史可法官袍坐像和其“绝命书”手迹，题写“褒慰忠魂”四个大字，并题诗一首，还叫大臣们和诗，然后裱成一卷。下旨“即以此卷邮发两淮盐政，置梅花岭可法祠中，并听镌石，以垂久远。”（引自《乾隆诗选》）
史可法的“绝命书”不长，主要内容为：“夫人万安。北兵（指清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绝（决）断也。”
信中最后写道：“儿好歹随他去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此信写于扬州城破前―日，可见他已决心以死殉节。
史可法南京住处称“史墩”
史可法曾写有一首广为人知的《燕子矶口占》诗：“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这是他在君昏臣奸、内斗激烈的南明小朝廷危在旦夕时忍辱负重、满怀忧愤心情的流露;也是他为抗击外族入侵，保卫国家、舍却亲情崇高人格的体现。
从诗的首句可知，史可法当时家在南京，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已不可考。清人诗文中称之为“史墩”。金陵诗人王友亮（1742―1797）《金陵杂咏》中有《史墩》一诗，诗题下注：“明史阁部别业，今为酒肆”。诗云：“青帘招客去，竟造史公墩。故物余双柏，闲情寄一尊。马盘芳草路，蝶乱菜花村。不觉凭阑久，钟来野色昏。”
比王友亮稍后的陈文述（1771―1844）《秣陵集》卷六有题为《史墩是史阁部别业今为酒肆》诗三首，诗序中说：“墩，今不知其处。”第一首诗云：“秣陵花月总销魂，剩有当年别墅存。留与南朝说遗事，谢公墩后史公墩。”
孙子在南京考秀才受照顾
有些史料记载，史可法没有子嗣，被俘前收史德威为嗣子。可史可法在“绝命书”中曾提到“儿”。说明他有个儿子叫“”。明末诗人、山阳（今淮安）人靳应升（字璧星，号茶坡），写有《送史愚庵梅花岭展墓》一诗，阮葵生说：“愚庵，道邻子，鼎革后流寓山阳。”不知这“愚庵”与“儿”是否为同―人？
据史可法后裔所记，史可法督师北上时，寄家于南京，“有妾孕，于沧桑后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最后一句是说，史可法的小妾和她所生的儿子就在南京安家了。
到了清雍正四年，康熙朝进士邓仲岳（字东长，今山东聊城人）来江南省任提督学政（相当于管教育的副省长），在一次主持上元县录取“生员”的考试中，有―个童生姓史，年已四十余岁，他在填写报名册之类的材料时，在祖父一栏写了史可法的名字。
邓仲岳心有怀疑，除向史生核实，又问遍上元县学里的各位老先生，都说史生是史可法的孙子。后读到史生的考卷，则“疵（毛病、错误）百出。”邓仲岳对众人说，对史生“是不可以文论”。就是说对史可法的后人，不能只看文章。于是他录取史生为县学的学生。并把此事刻石嵌在县学的墙壁上，以便继任者遵行。“故史生得以青衿终，而家亦稍裕焉。”
“青衿”指古时学子穿的有青色领子的袍服，是秀才的代称。明清时，由一省学政主持录取的“生员”（俗称秀才）名额有限，要考取绝非易事。考取就成了秀才，算是有了功名，可以到县学、府学读书，可以领取由官府按月发给的粮食，可以不服差役，见到知县可以免跪。
史可法的孙子被照顾录取为秀才，吃到政府的公粮，家境渐好。这是邓仲岳体恤忠臣孤孙的一片苦心。至于史生的父亲是史还是史愚庵，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