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亚圣，孟子的火气很旺，思想中也颇有一些原始民主主义的原素，他并非无原则地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相反还认为，恶法非法，暴君非君，面对恶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名言。历代的帝王，面对这些话不可能多么舒坦，不过他们更愿意装聋作哑，因为你孟子宣扬的是暴君非君，而我是明君圣主啊，何必和这些话过不去？然而，朱元璋却不干了。
他读《孟子》，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的时候，不禁暴怒：这哪里是臣民能够说的话？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居然要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们吃冷猪肉的资格，而且特地下令，不准臣下对此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处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还是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亚圣打入冷宫，且公开声明说：“我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朱元璋这个时候总算冷静了一些，没有处罚钱唐，不久也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不过终究余恨未消，于是命令臣下“删孟”，将上述那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为什么“删孟”？“删孟”背后的心理是什么？在我看来，朱元璋对孟子强烈不满，和其“删孟”的举动，正是他竭力建立一种“新道统”的标志。读中国历史，当代人常会奇怪，传统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君王淫威之下，那时的人们肯定是极度缺乏尊严，天天垂头丧气的，特别是在自尊方面比较敏感的文人，但事实是，旧时代的士子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活得有多么窝囊，哪怕要直接面对高高在上的君王，他们也并非总是那么一副谦卑可怜的贱相，自认为该争的也还是要争个不亦乐乎，甚至常常至死方休。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渺视”君权的狂人，虽然难免结局凄凉，有的要被打屁股，有的会被杀戮，甚至遭遇灭门灭族之祸，但民间的清议，也就是今日所说的“社会舆论”，还是公然站在他们的一边。被君权打压甚至消灭了其肉体的，虽败犹荣，虽死犹荣。即便是要啥有啥的皇帝，对这样一种状况，也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之所以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死扭着“一根筋”：他们倔强地认为，代表世俗权力的“治统”在皇帝那儿，而代表意识形态的“道统”却在我们手里。这种“治统”和“道统”分割的现状让朱元璋愤怒，他雄心勃勃，要将“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
朱元璋“删孟”所暴露的，正是一个因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而膨胀者的狂妄，他极欲按照他个人对君王与臣民关系的理解，建立一种“新道统”。这种“新道统”的要害唯在于，哪怕恶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绝对权威不容丝毫置疑，更不允许反抗。不仅不准反抗，连消极躲避做一个隐士的自由也是没有的，孔子认为读书人在天下无道时可以做隐士，而朱元璋则执行“不合作则死”，连这种消极自由也蛮横取消了。从此，朱元璋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世俗政权里的国王，而且还要做“教主”。他对臣民思想的钳制是无孔不入的，他的发号施令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连臣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饰、器皿、居处、往来称谓、婚丧嫁娶的礼俗等，都要过问和监管。比如他特制一种束头发的网巾，取“万发皆齐”“万法皆齐”相谐，正与其专制心理相合，遂颁行天下，全国百姓都要服用；又如他因为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不满，便下令学校里不得诵读《战国策》；……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朱元璋们肯定是会成功的，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径直宣告：“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从此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思想家，只有圣旨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彻底颠覆。“国王即教主”、“权力即真理”的格局正式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