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言之，原因有四：
1.清朝入关之初，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矛盾、取消苛捐杂税的措施，使沿途百姓多未进行抵抗。1645年，前明降臣孙之獬因自己受到同僚排挤，向多尔衮建议重新采取剃发易服之策，多尔衮认为此时已占领北京，大势已定，便采纳了这个建议。清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645年7月8日）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强令异族人剃发易服，其执行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朝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此时恰逢兵临扬州，扬州人在史可法领导下对满人的攻击下的顽强抵抗，惹恼了统帅多铎亲王。
2.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历来得漕运、盐运之利，向称富庶地区，商业繁荣。加之扬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清以来就具有深厚的抵抗传统，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们反抗热情的高涨。我们不妨读读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靳应升《读邗江〈钱烈女传〉，补诗以吊之》一诗：“烈火不受尘，高云不受滓。此身能不辱，虎狼莫敢视。哀此闺中秀，珍重全一耻。忆初引决时，长跪泪如此。问我军如何？鼓哑城东圮。此时知尽节，必吾相国史。弱质虽非男，未忍蹈犬豕。不死不成人，一死良不悔。从容裁大义，弃身如弃屣。老亲苦无儿，宁复顾甘旨。日月照其魂，洁比邗江水。”据此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可法领导的抗清斗争得到扬州人民怎样的响应与支持。
对于如此英雄的城市，对于如此富庶的地区，满人破城后，不杀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抢夺财物不足以中饱私囊。所谓“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誓约，早已成为一纸空文，聊欺后世而已。
3.清兵攻城付出惨重代价，有扫垢山（骚狗山）的尸体丛葬为证，有三个将领、一个贝勒的阵亡为证。由此而引起对城中百姓大屠杀的报复。
4.为进军江南，对当地不服的异族进行镇慑。清兵攻克南京后，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称：“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这等于是一份扬州大屠杀的命令。
事实上，清兵大屠杀并未迟延数日，诸多史乘说：“从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不仅是戴名世一人所记。多铎收了徽商汪氏兄弟30万金的巨额贿赂，却未答应他们“勿杀无辜”的请求。顾炎武所记的多铎在南京执法严，不过是对那些抢了财物不向他上交的士兵执法严，其时江宁县就在多铎的掌握之中，抢掠南明皇宫内的各物多半为贵重宝物，岂容士兵独吞私没？所引顾炎武的记载，并不能证明豫王在扬州严于执行“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法令。
虽说，大屠杀“凡七日乃止”，但《扬州十日记》记为“十日”，并没有错，封刀令并没有及时止住屠杀。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另一个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顾炎武也有诗说：“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酬朱监纪四辅》）这里用“围”，不用“杀”，是因诗的押韵缘故。
关于扬州大屠杀，除了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有亲历、亲睹的逐日实录，戴名世《南山集》中的《扬州城守纪略》（到现在都被列为禁书）、计六奇《明季南略》等也有简略的记载。《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州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
此外还有各种稗官野史的杂录，当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忆录，有大量的诗篇，以如泣如诉的悲愤文字作诗史;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写真图画，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作画史;有同时代扬州人的话本，在歌颂史可法民族气节的同时作扬民遭遇的痛史。
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诗篇，不下50首。如“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明黄宗羲《卓烈妇》）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