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称：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万历初年华亭人范濂记述元、明两代松江田赋的情况，说：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他站在明朝的立场上，认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然未否认元朝赋轻。（卷四，《记赋役》）
万历后期秀水人沈德符虽然与范濂一样认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也不得不承认：今宇内岁入各项帑金，不及千万，然惟正之供入太仓者，不满四百万。[前元取民最轻]，固不可法，乃稽之宋，则大不然。
这不仅是元初的记述，即在元末的情况亦复如此。谈迁在《国榷》卷一，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中引朱国桢话曰：
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侈汰狂惑，酿成臃肿之势，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
长洲民杨芳，景泰中尝以十事上巡抚邹都御史，其均税额以为：……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税，上田亩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亩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苏、松后因籍没，依私租额起税，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苏[州]在元粮三十六万，张[士诚]氏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
前引范濂：《云间据目抄》卷四，《记赋役》亦有这样的记载。成化时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五中则称：
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1078~1085），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
成化时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五中则称： 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1078~1085），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
明末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加以比较，并总结说： 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苏州）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苏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以招徕而深结之也。（《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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