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功到底能不能打?戚继光战场无视武林高手

倭寇是个人武艺大大高于中国士兵的武士,但“戚家军”却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甚至还创造了歼倭上千名、“戚家军”无一伤亡的战例。

本文:《时代周报》第115期,作者:乐陶,原题为:《“武侠文艺大国”的实战水平如何?》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有人类文明就有狩猎、战争、搏击、表演,这些都与武术有密切关系,中国武术肯定源远流长。中国先秦是一个“侠以武犯禁”的时代,从韩非子《五蠹》中可见一斑。迄至汉代,社会上仍有一个身份明显的“游侠”群体存在,《史记》中有《游侠列传》记之。作为“五蠹”之一的“侠”实际上是列国诸侯、贵族所养的门客,是效力于个人的武士集团。而司马迁笔下的汉代“游侠”则本是些布衣之徒,他们以个人之力,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可以说,由于存在“侠”这样一个以武装保卫、复仇、刺杀、私斗等为职业,崇尚个人勇力的社会阶层,在先秦乃至汉代,中国武术的实战技击水平应不低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

游侠群体销声匿迹

从世界历史上来看,武士阶层一般都是在封建贵族体制下,政治权力分散化的产物。如西方骑士阶层兴于欧洲中世纪“国王”与各“领主”共治的政治社会架构下,日本的武士阶层兴于10-19世纪“幕府”与各“大名”共治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权力分散,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趋于分散,以小规模的武士集团为主。这样的体制之下,诸侯武力争斗频繁,但战斗规模也较小,武士个人的武勇非常重要。

而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下,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权自上到下,一以贯之。民间的武装力量必须被铲除,才不会对独尊的皇权形成威胁。武装力量集中为只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大规模军队,同时,国家推行重文抑武的基本社会政策。由于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独大的皇家武装集团,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基本上都是针对外敌入侵或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中国从秦、汉开始,封建贵族体制退出历史舞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被建立并逐渐成熟起来。到汉以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武士集团、游侠群体就被完全剪除,销声匿迹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武士阶层是封建贵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士之间的比武格斗、甚至决斗得到官方支持,成为一种制度,这自然是他们达到高水平的武术技击能力的保证。欧洲骑士制度一直到近代才终结,西方人的尚武、决斗之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比如著名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就死于决斗,普希金也死于决斗,著名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死于同其政敌、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的决斗。日本的武士制度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才终结,日本成为东方世界最尚武的民族,发展出所谓“武士道”。当今世界最顶尖的两大综合搏击赛会UFC和K-1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也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上,重文抑武是基本国策,现实生活中缺乏一个实实在在的武士阶层,缺乏制度性的格斗赛会的历练、经验,中国的武术实战能力可想而知。

战争与武术距离遥远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武士制度,但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宏大、程度之惨烈却是无与伦比的。战争与武术自然关系紧密,战争能否为中国古代造就大批武林高手呢?

实际上,大队人马的阵地战与武士对打是有很大区别的,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对这一点有非常经典的看法。大队人马作战强调的是各种兵器、各兵种的专业分工,整体配合,而不是单兵的个人武勇。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讲得很透彻:“开大阵,对大敌”不同于“场中较艺,擒捕小贼”,“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平定倭寇中,戚继光发明了著名的“鸳鸯阵”。鸳鸯阵是一个由12人的步兵班组成的战斗整体。除队长一名、伙夫一名外,其余士兵如下安排:最前面两人持两种不同功能的藤牌主要担任护卫工作,其后两名战士手持一丈三尺的“狼筅”扫击敌人,狼筅手后面是四名长枪手担任主要的刺杀工作,最后面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倭寇是个人武艺大大高于中国士兵的武士,但“戚家军”却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甚至还创造了歼倭上千名、“戚家军”无一伤亡的战例。平定倭寇后,戚继光调任蓟北防守蒙古军队,他又因地制宜,创造出以车兵、骑兵、步兵、铳手、炮手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新的阵法。总之,大队人马作战分工合作的性质与武林高手的培养是有很大距离的。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汉以后,中国的武士、游侠阶层在现实中消失了,但在文艺作品中却获得了新生,并日益“壮大”起来。而且,离开了现实的校验、提醒,侠客们的武功也日渐高强,以至于“出神入化”。

中国武侠文艺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唐代。唐诗中就多有以“侠”、“剑”入诗之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白《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区区20个字,传达出来的“武侠”意象却已十分高明:武功精湛,深不可测;行踪飘忽,凡眼难睹…… 这种意象与中国文化艺术“写意不写形”的特点恰相符合。

不过,唐朝真正的武侠文艺出现在唐传奇中。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唐传奇中国小说开始摆脱史家的“实录”传统,进行艺术虚构,小说真正成为作家的自觉创作。唐传奇中的名篇《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昆仑奴》等豪侠故事开中国武侠文艺之先河。金庸先生就十分推崇《虬髯客传》,认为此文“或者可以说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唐传奇中的武功已是十分高强,如《聂隐娘》中的刺客“空空儿”的武功:“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他出手只是一招,一击不中,即飘然远去,绝不出第二招,而且“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可见轻功十分了得。这已远不是先秦刺客所能比。如《史记刺客列传》所记专诸、豫让、荆轲等人,只是处心积虑偷袭刺杀对象,一击之后,不论中或不中,几乎只能束手待毙了。他们若有空空儿百分之一的本领,历史就要改写了。赖文学虚构之赐,中国侠客们的武术水平大大提升了。

到晚清,出现了一部真正典型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即《三侠五义》。据台湾学者何洪生先生的研究,《七侠五义》及其续书所创造或大加发挥的元素如点穴、暗器、剑诀、轻功、闷香、夜行衣、各种机关埋伏等等,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书可以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一入民国,随着报刊杂志、出版业的兴起,武侠小说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涌现出像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王度庐、还珠楼主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名家,武侠小说几乎占了民国小说出版数量的大部分。“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竟然长达五百万言。这一时期,大批的武术绝技、功法被创造出来。如赵焕亭在其《奇侠精忠传》中首创服食千年灵芝以使功力大增的方法,这一元素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武侠小说逐渐文人化,其受众不再局限于一般市民,欣赏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趋之若鹜。这正是近些年来金庸被抬上庙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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