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证明了朱元璋是回族?
陈梧桐
著名的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有条脚注提到过“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觐。又颇有人相信,武宗也信教(指***教)”(《民族宗教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但白先生对此并未作过考证,他撰写的有关***教和回族史的诸多论著,从未把明太祖、建文帝和明武宗列为回族人物,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也没有这3个明朝皇帝的传记,可见他对那些传闻是持有疑义的。
大量的史实证明,朱元璋不是回族而是汉族人。回族信仰***教,不信奉***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一些回族的家规明确规定:“家禁用道、释教”(晋江《郭氏家谱》)。但朱元璋及其前辈、后裔都不信仰***教,而是崇信佛、道。朱元璋“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郎瑛:《七修类稿》卷7,《朱氏世德碑》),自此就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参加郭子兴起义军后,他成为一名白莲教徒,但并未改变佛教信仰,攻占应天等地,不仅广交戒德名僧,还同许多道士建立密切的联系。
登基称帝后,朱元璋在大力提倡尊朱崇儒,确立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同时,更是大搞神道设教,扶植佛教和道教。他不仅拨出巨资,修缮、重建一批寺院和宫观,并授予大量田土、芦荡,免除其税粮和差役。还多次召集名僧举办法会,自己头戴皮弁,腰插玉圭,亲率群臣顶礼膜拜;或征召道士,举办祈雨斋醮,自己“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中,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明太祖实录》卷53)。他还应僧道之请,设立善世院、玄教院,后改为僧录司、道录司,以名僧、道徒总领全国佛、道事务。为了扩大佛、道的影响,朱元璋又命四方名僧点校《大藏经》即《浩武南藏》,令宗泐、如?等僧人重新笺释《般若心经》、《金刚经》和《楞伽经》,亲自为《心经》作序;并仿效唐宋君主,亲为《道德经》写序,撰成《御注道德经》二卷,还撰写《周颠仙人传》,广行刊布。正是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他的众多子孙中,不乏崇信佛、道者,如明成祖、明孝宗都崇信佛、道,明武宗佞佛,明世宗佞道。也就因此,明朝官方还多次组织刊刻卷秩浩大的佛藏与道藏。
当然,在大力扶植佛、道的同时,朱元璋也在南京、西安及西北、闽粤等地敕建一些清真寺,并御书《至圣百字赞》,称颂***教有“协助天运,保庇国民”(刘智:《至圣天方实录》卷20)之功用。这并不是由于朱元璋信奉***教,而是出于他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的需要。因为当时不仅明王朝的辖境内居住有回族,明朝的军队中有众多的回民将士,而且诸多信仰***教的少数民族包括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尚待统一,他实施这种“因俗而治”的政策,目的在于争取这些信仰***教的少数民族的支持,以推进全国的统一事业,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正由于朱元璋没有***信仰,所以***教尽管受到朝廷的保护和扶持,但其地位却无法同佛、道相比,有明一代始终未见朝廷为之设置机构,委任官职,也未曾采编刊刻过任何有关***教的撰述。
回族不仅信仰***教,而且在风俗习惯上也受到***信仰和文化的影响。例如在饮食习惯上禁食猪肉,在丧葬习俗中主张速葬,停尸不得超过3天,并实行土葬,不用棺材,尸体冲洗后以白布缠裹,由阿訇主持殡葬。但不论朱元璋本人还是他的前辈、后裔,都未见有这种风俗习惯。有明一代的宫廷御膳,从未断过猪肉。负责置办御膳的光禄寺,每年要用30100头牲口,其中就有猪18900头(万历《明会典》卷116)。祭祀祖先,猪也是必备的供品,如祭祀太庙,洪武二十六年定议,所供祭品需用“豕十九”,万历初年又规定时享用“豕三十一”,袷祭用“豕三十五”(同上卷86)。丧葬则完全遵循汉族而非回族的习俗。如停尸时间,除朱元璋的父祖和在“靖难之役”后不知所终的建文帝、在“夺门之变”后被废的景泰帝情况不明外,明朝皇帝死后的停尸时间都大大超出3天的期限。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死后,停尸时间算是最短的,但前后也达7天。停尸时间最长的是明成祖,长达5个月之久。再如安葬的方式,虽然实行的是土葬,看不出民族习俗的区别(汉族和回族都实行土葬),但全不用白布缠尸,而是头戴皇冠、身着龙袍,使用棺椁装殓下葬的。已经发掘的定陵地宫后殿,摆放着明神宗和孝端、孝靖皇后的3具棺椁,棺椁中有皇帝的皇冠和龙袍,皇后的凤冠和礼服,就是最好的物证。朱元璋的父母死后“殡无棺椁”,并非出自回回的习俗,而是由于当时朱家太穷,穷得连坟地都没有,更不要说置办棺椁衣衾的银两钞币了。幸得邻居刘继祖给了一块坟地,朱元璋和二哥、大嫂才得以为双亲换上洗干净的破旧衣服,将他们草草埋葬。朱元璋称帝后,为他们修建高大壮观的皇陵,在《皇陵碑》中还无限悲伤地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殳浆!”(《高皇帝御制文集》卷14)此外,明朝的陵墓,从江苏盱眙的祖陵、安徽凤阳的皇陵到江苏南京的孝陵和东陵、北京的十三陵和景泰陵、湖北钟祥的显陵,碑刻都只有汉文而没有阿拉伯文字,雕饰也都是传统的汉族风格而非***风格,陵制也都是在唐宋陵寝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与***风格的回族坟墓迥然有别。
最能说明朱元璋民族成分的,当推吴元年十月他命将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檄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斗争口号,并说明他出兵北伐旨在“复汉官之威仪”,还宣布:“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皇明诏令》卷1)在古代,“中华”是个多义词,含义与“中国”相当,以地域论,主要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地区;以文化论,一般是指古人所说的“礼乐冠第”的中原文化;以民族论,一般是指汉族,即华夏族类、中夏之人。“色目”一词初见于唐代,意指各色名目、各种等类,又指姓氏稀僻之人。元朝征服西域诸地,因其部族、国家很杂,又多姓氏稀僻,便称该地区的降附人口为色目人。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人,有唐兀、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钦察等。朱元璋将蒙古人和包括回回在内的色目人都蔑称为“胡虏”,同列为驱逐对象,只有“纯知礼义”即认同中原文化,“愿为臣民”即归附于他者,才可“永安于中华”,“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说明他本人不是回回,否则岂不是自己驱逐自己?朱元璋打出“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的旗号,说明他是汉族人,否则岂不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面对辽、宋、夏、金、元以来的民族大融合趋势,吸收元朝统治者推行歧视和压迫汉族的政策加速其灭亡的教训,继承唐太宗等开明君主“以文德绥海内”、“爱之如一”的进步思想,强调“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祖实录》卷53),要把“以德怀之”放在其“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之首位。但是,由于朱元璋是汉族人,作为最高的封建统治者,他仍未能摆脱历代汉族王朝统治者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束缚,对少数民族仍持歧视的态度。洪武元年二月,他下诏复唐式衣冠,即禁用“胡服、胡语、胡姓”(同上卷30)。许多蒙古、色目人入仕之后,纷纷改用汉姓汉名。后来,他觉得此举有悖“先王致谨氏族之道”,才又下令“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同上卷51)。朱元璋还禁止蒙古、色目人在本民族内部自相嫁娶,《大明律》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指汉族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最后还需指出,周老先生在答客问中,将回族和建立辽、金、元、清诸朝的少数民族称为外族,这也是欠妥当的。中国自古是多民族的国家,秦汉开始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辽、金、元、清王朝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不仅自古就居住在我国的土地上,而且在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前,就都已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回族虽然含有较多的外来血统,但他们并不是在国外形成为一个民族再迁入我国,而是由唐宋以来在我国落地生根的波斯、阿拉伯人等和畏兀儿、蒙古、汉等民族的一部分人通婚融合之后,在我国境内形成的民族。因此,不论是契丹、女真、蒙古、满族还是回族,他们虽与汉族彼此互相视为外族,但却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民族。中国的领土疆域,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国的历史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一起创造的。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享有中国历史主人的地位和权利。如今,我们已处在实现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时代,显然是不应再沿袭那种“内诸夏而外夷狄”的陈腐观念,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视为外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