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一书，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全书共7卷，20篇。《序致》一篇主要谈写作《家训》的目的。《教子》篇谈子女教育；《兄弟》篇谈如何处理弟兄关系；《后娶》篇谈男子续弦及非亲生子女的问题；《治家》篇谈如何治理家庭；《风操》篇谈在避讳、称谓、丧事等方面所应遵循的种种礼仪规范并评论南北风俗时尚的差异优劣；《慕贤》篇谈对待贤才应持的正确态度；《勉学》篇谈学习问题；《文章》篇谈文章理论；《名实》篇主张崇实而不务虚名；《涉务》篇主张接触社会实际，办实事；《省事》篇主张用心专一，不作非分之想；《止足》篇主张少欲知足；《诫兵》篇反对文人参预军事；《养生》篇谈养生之道；《归心》篇宣传佛理，为佛教张目；《书证》、《音辞》等篇考证古书，涉及文字、音韵、训诂诸学；《杂艺》讲书法、绘画、射箭、算术、医学、弹琴、卜筮、棋博、投壶诸种杂艺；《终制》是晚年遗嘱，回顾一生极多感慨。
《颜氏家训》一书内容博杂广泛，包罗万象，但从书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颜之推的思想脉络的。
1、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
颜之推出身高门权贵家庭，三为亡国之人，性命几乎不保。他的这一特定身世经历，铸就了他特定的思想性格，所以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正统思想比较，《颜氏家训》中的某些思想可以说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扭曲。但颜氏思想仍未跳出儒家思想体系，因而在他思想中儒家思想占据了主体。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主张明哲保身。这与他特定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颜之推从小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儒家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头脑中，所以他一生服膺儒学，故而教育子孙，希望他们能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求在社会上立身处世而不致倾覆。又由于颜之推身逢乱世，饱经忧患，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惧祸心理，所以他希望儿孙能懂得现实社会中的利害关系，以求在乱世中得以全身免祸。再由于颜之推出身于世族官宦之家，祖上世代为官，自己也为官一生，多年的官场经验，体会到了为官保身的艰难，故他希望子孙能保有既得的官宦世家的社会地位，又不致于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
由于上述原因，他的思想常常处于矛盾之中。比如，要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应该远避官场的倾轧，这就和要保有官宦世家的社会地位的企图产生了矛盾；要想既保官又免祸，就与正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矛盾。以下就《颜氏家训》中所体现的这些矛盾思想作一分析。
关于颜之推服膺儒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诫兵》篇中写道：
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顷世乱离，衣冠之士，虽无身手，或聚徒众，违弃素业，微幸战功。吾既赢弱，仰惟前代，故置心于此，子孙志之！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颜之推不仅本人继承了他的先辈世代从事的儒学事业，而且希望子子孙孙都不要背弃这一事业。但又由于他的身世经历造成了他的某些思想的扭曲，与正统的儒学思想是不协调的。最为代表的就是在仁德和生命的取舍上。儒家思想赞赏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作为儒家信徒的颜之推，在《养生》篇中也用此观点来教育子孙：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生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
在这段话中，颜之推并举了两种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所谓的不可苟惜也就是杀身成仁之意，这棒看来，颜之推的思想与《论语，卫灵公》中所主张的杀身以成仁并无区别。但是，我们通观《颜氏家训》全书，特别是《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几篇后，就会感到颜之推训诫子孙的着眼点，并不是教育子孙如何对待杀身这一面，而是更多的侧重于教育子孙如何去求生。而要求生，则要知足退让，才能明哲保身，全身免祸。这种观点，在《家训》中是很多的，如：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铭金人云：‘无多言，多言必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
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
颜之推生逢乱世，人的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他本人几次沉浮，性命几乎不保。所以他的这种坎坷经历使他意识到，只有首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到述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但是，要想苟活于乱世并保持既有的社会地位，又不违背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实在是两难求全。因为在那个国家四分五裂，政权更换频繁的时代，为臣属者不得不面临忠于旧主和投靠新主的痛苦选择。在这个问题上，颜之推的内心深处，也是极为矛盾的。
一方面他对北齐宦者田鹏鸾及鄱阳王世子谢夫人等不屈于敌，杀生成仁的壮举歌颂备至，又严厉抨击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慨叹何贤智操行若此之难，婢妾引决若此之易。另一方面，他面对国家破亡，身为虏囚的命运，却是历仕萧梁、北齐、北周、隋，即可为旧主效忠，又为新主尽力，他在《文章》篇中有一段话为自己的一生三化的行为辩解：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
在这里，他化用了儒家亚圣孟子之言，指出伯夷不屈二姓固然是高风亮节、精神可敬，但伊尹对任何君主都可侍奉，也是负责的表现。既然君臣固无常分，那么一臣而事二主、三主甚至四主，也就没有什么不妥当了，因为这是合于孔孟之道的。尽管颜之推为自己的经历辩解，但他毕竟以一个南朝汉族官员身份，被俘后被迫在北朝为官，内心是很痛苦的。
在南朝，他亲眼目睹了鲜卑兵士给南朝百姓带来的灾难，到北朝后，又被鲜卑武人猜忌陷害，几及于祸，故而他当时的心态，与当年的伊尹积极参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的为官，主要是出于资荫子孙、不辱先世的目的，而并不奢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也与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参预政治的观念大相径庭。所以，他对子孙的仕宦，反复要求他们务必保持谨慎的中庸态度：仕宦称泰，不过外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望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覆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吾近为黄门郎，已可收退，当时羁旅，惧罹谤游，思为此计，仅未暇尔。
自丧乱以来，见因托风云，徽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尔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乱世莫做大官，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中品以下的官，有一定的身分地位，不致使官宦世家的门庭受辱，也就够了。高于中品的官，权柄过重，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容易遭致倾覆，应该坚决推辞不就，这就是颜之推总结自己宦海沉浮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体现了他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2、重视学习，讲求实际的思想
如果埤颜之推反对子孙追求高官、参与政治是为了全身免祸，以求在乱世中生存，那么他勉励子孙努力学习，重视实干则是为了获取谋生的本领，同样也是出于在乱世中谋生的考虑。如在《勉学》篇中，他明确地说道：
夫明《六经》之旨，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历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他在同篇中还谈到，那些在战乱中沦为俘虏的人，读过书的，即使是平民百姓，还可给人当老师；没有读过书的，即使是官宦子弟，也只能给人耕田养马。他以自己的经历举例，说明正由于他读书，有学问，才能尽管朝代更换，都能照样做官。由此可以看出，颜之推勉励儿孙勤奋读书是带有强烈的功^目的的。
颜之推强调学习必须实事求是，而不是装装门面。他在《勉学》篇中写道：夫所以读书学习，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税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谵，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田是乎！
他认为学习必须要结合实用：或者是加强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或者是提高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如断案、治民、造屋、种田等。如果学习只是为了能高谈阔论、吟诗作赋，那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基于这种务实的观点，他对当时士族养尊处优，脱离实际，不事生业的弊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颜之推本人也出生高门士族，对士族阶层不学无术、空疏无用的本质认识的很清楚，因而他对士族的揭露人木三分，非常有力。如他在《涉务》篇中指出士族官员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这些人平时都是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城郊之内，无乘马者，有的从未骑过马，看见马嘶叫跳跃，就感到震慑不已，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颜之推这些议论，击中了当时时世的要害，目的就是警诫子孙要用心读书，讲求实际，学习本领，立足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