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初期，北部中国在十六国长期纷争之后，社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商业也很萧条。自北魏初年到太和年间钱货无所周流。到北魏中期以后，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商品交换才活跃起来。
大致孝文帝元宏太和年间 （公元四七七——四九九年），商业已逐渐恢复，到宣武帝元恪时更趋活跃，逮景明（元恪年号，公元五○○——五○三年）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 。洛阳城内外出现了许多大市场，城南住有一万多户外来商人，出卖外地运来或外地人经营的各种商品。江南人在永桥市出卖鱼鳖水产；城西周围八里的市场上则出卖本地的手工业品。当时北方贵族多喜欢江南货物，北朝官府特在南境立互市与南朝贸易，但私人的贸易是禁止的。
前面说过，两晋贵族、官僚经商的不少，在北朝这种情况仍很普遍。最突出的例子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曾贩酤市廛，与民争利；拓跋浚时，牧守之官，颇为货利；甚至咸阳王禧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北海王详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 。在中国历史上，贵为太子，经营货殖，与民争利的事例尚属少见。太子、王亲、牧守都竞相营商，真可谓牟利成风了。北魏以后，北齐、北周官僚经商的事也仍属习见。
除了贵族、官僚经商以外，社会上自然也有很多商贩和富商大贾。北魏时有一个名刘宝的商人最为豪富。他在每州、郡立宅一所，养马十匹，到处了解行情，随时调整价格，凡是舟车所通，人迹所到之处，无不进行商贩。象刘宝这样的富商当不会很多，更多的是日逐蝇头小利的小商人。
北朝时的对外贸易，自然没有汉唐繁盛，但和外国也有往来。北朝和日本以及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都常有来往。日本自魏至于齐梁，世代与中国相通。和西域诸国也有贸易关系。北魏时，洛阳有四夷馆，《洛阳伽蓝记》说，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这个说法自然有些夸张，但也可以看到对外贸易比较活跃的概况。
北朝也有不少商业都市。洛阳是北魏最大的商业城市，城内外有二百多里 （坊），居民达十万九千多户，约四、五十万口。此外，邺和长安也逐渐恢复起来。北周取得了四川和湖北一带地方，西南的成都也是交换发达的城市。
北魏初年没有铸钱，诸凡租赋、赈恤、俸给、借贷、物价都用谷帛计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公元四九五年）才铸太和五铢钱，并允许私铸，但必需用纯铜，不得渗铅铁。太和以后和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也曾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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