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王朝结束三国争战的混乱局面统一全国后,中国本来应该进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然而西皇族八个封王之间在西晋建立不久就进行了相互之间大规模杀伐,在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中,大量人民死于非命,使得国家不仅在生产、经济上受到惨重的破坏,而且人口也大量减少,很多城市和乡村都因人口消失而荒芜,造成国家甚至整个民族的元气大伤,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于是多个周边的游牧民族趁乱进入中原,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建立了匈奴人的政权,他们比横行欧洲的匈奴人更凶狠,先后两次攻占晋朝的首都,抓走两个皇帝,灭亡了我们的西晋王朝。此后,五个外族进入并先后在中原建立了16个政权,这就是汉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五胡乱华”时代。期间仅有一个被胡化的汉族人冉闵以汉人名义建立的冉魏政权,但也不过两年就被灭亡了在这个时期,汉族人处于被被残酷压迫和奴役的地位,连生命都没有任何保障;各胡人政权军队的攻伐时候都可以随意抓汉族人去服务、甚至在失败时杀汉族人泄愤。当时汉族人处于灭亡的边缘,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例如在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后,创造了灿烂的古印度文明的印度原住民现在已不再以一个民族的身份存在于世界上了,他们只是以一些低贱的部落的身份散居在印度南部。
公元439年,鲜卑人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征服了其他各族统一了北方,结束了100多年混战局面。在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数十年的和平发展,北魏在人口、生产和经济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可谓是如日中天;然而在公元494年,魏孝文帝从山西平城迁都到汉族人比较集中并且汉文化基础较好的洛阳,并实行一系列带一定强制性的措施和政策,促使鲜卑人汉化。他规定鲜卑人只能讲汉语,不能讲鲜卑语;穿汉服不能穿鲜卑服装;改用汉姓,以汉族人的习惯生活,朝廷官名和制度都采用汉族朝廷的方式。为此他带头把自己的原姓名拓跋宏改为汉姓名元宏。《花木兰》所处的就是魏孝文帝改革时期的事件,当他出行的时候是“可汗大点兵”,当时还是以鲜卑人的习惯,把最高首领称为“可汗”;12年后“归来见天子”,回来的时候魏孝文帝已经规定按汉族人的官名称呼为“天子”了。在他的制度下,多数鲜卑人穿着汉服,讲着汉语,按照汉族的习惯生活,以一个汉族人的形象生活在中原大地,一代到两代后,这些鲜卑人的后代已经不知道自己原来的历史了,从心理上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
魏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的原因,历史学家有很多观点,大多数是认为他原因是喜欢先进的汉文化,以及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但本人认为原因报复并非如此。清朝的康熙、乾隆以及好几个皇帝都很喜欢汉文化,但他们并没有要求旗人汉化;并且从历史上,北魏统治期间民族矛盾并不是很突出,人口和生产也得到空前发展,人民的生活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鲜卑人由原来相当凶残野蛮的民族变成儒家文化的追随者,并将自己的民族习惯放弃,并入被自己征服并统治的民族呢?
根据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我们可以分析他们汉化的原因:
首先,在北魏时期,佛教传入,北魏统治者和老百姓大多数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佛教的三大石窟有两个都是北魏建造的,因此可见人民对佛教是比较崇尚的。由于佛教的原因,鲜卑人原来那种野蛮的杀伐方式有所收敛,所以在拓跋氏北魏建立过程中,汉族所遭受的杀戮情况比原来大大减轻,民族关系相对也比原来和谐得多。
其次,在魏孝文帝所在的年代,鲜卑人的人口增长相当快,在他们当时人口的情况下,再按照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可能了,即使退回漠北草原,草原也不能承受这么多以游牧方式生活的人口,所以必须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转变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而这么多人口的民族改变成一个农耕民族国家,必须改变国家的管理方式,才能让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汉族是最成功的农耕民族,并且汉族的文化能够有效支持这个农耕国家的运转,鲜卑人不可能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因对当时面临的问题,所以全盘接受了汉族文化。
如果这样说,有些人会提出,元朝和清朝为什么没有像他们一样汉化成汉族呢?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与元朝和清朝时期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当时汉族人口已经很少,难以供养这么多统治者;清朝时期满族人最多时期不过400万左右,而汉族人有4亿人口之多,是满族人的100倍之多,100人供养一个统治者,负担不成问题;而北魏时期鲜卑人和汉族人的人口数量相差不算大,汉人人口不到鲜卑人的两倍,几乎是1个半供养一个统治者,这样是难以行得通的,因此他首先把鲜卑人汉化,和原来的汉族人合成同一个民族,然后再将其中国家的统治者由合并后的统一民族大家来承当供养的责任。
经过他的改革,鲜卑人这个民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这个民族并没有消失,他们与原来的汉族人一起生活在汉族人当中,成为汉族人的一部分,与其他汉族人一样平等的发展壮大在世界中。就好比一条大河汇入大海,在海洋中共享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