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固然有其光明一面，但是由于趋时影视和畅销书刊的美化，不及其负面影响。光明面已被时贤说尽，兹不再赘，笔者要谈的，是光明背后的阴影。
康乾时代有三大弊政，曰黩武、捐纳、游乐。
黩武。武功是盛世的标志之一。康乾时代几次对边疆地区用兵，对维护国家统一是必要的。但乾隆所谓十全武功之列的大小金川、缅甸、安南等不义之师，则属于黩武，耗费、伤亡巨大。对缅甸、安南两役，前后近20年，有几次全军覆没，结果是撤军讲和，乾隆还打肿脸充胖子，说振旅而还，无损国威。
捐纳。康乾时代国库岁入4000万两，正常支出3000余万两，所余不过数百万，远不足以应付大量额外用项，故施行了大规模的捐纳制度，即捐官、捐监、赎罪和报效等。
捐官捐监。以银买官或学历（监生相当于秀才，也可以入仕）。捐者多官位少，实缺还要送钱给主管部门或地方。捐出的钱在得官后肯定得成倍捞回来，贪污乃成必然。
赎罪银。交银可以减免罪行。不仅贪官如此，清官为防责任事故（如黄河决口），也不免收下属馈送，这样下属贪污也就不好查了。这在《儿女英雄传》中有生动的描写。
报效或称捐输。捐一些特殊项目，如军费、河工、庆典、兴建、巡幸等。示意地方督抚和巨商捐纳，实际是摊派。其数字巨大，如十全武功中捐款达3000万两，有两个盐商就捐了1150万两。当然他们不会做亏本生意，两淮盐商与官吏勾结，以筹备乾隆南巡为名，每个盐引（专卖凭证）加价3两，从中贪污了800多万两。
游乐。康乾时代均大建宫室。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均始于康熙，成于乾隆。两帝均六次南巡。康熙号称节省，然曹雪芹祖父因4次接驾，亏损30万两。乾隆更为奢华，舳舻相接，纤夫达数千人。沿路州县搭彩棚戏台迎接，甚至为了临幸，挖湖造山建园，所费更不下千万。
以上种种，必然引起大量贪污腐化。著名的如康熙时的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等，乾隆时的李侍尧、和|等。明珠是货贿山积，乾学是五方供赋归东海（乾学别号），高士奇是万国金珠献澹人（士奇字），李侍尧仅一任总督即贪3100万两，和|家产达8亿两，相当国家10多年岁收。到乾隆后期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两帝确也大力治贪，但愈禁愈烈，有制度原因，也有感情原因。许多费用要靠捐款，捐者必贪。如史家说到和|的作用：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览，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和|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州县当然索之百姓了。
与贪污孪生的是渎职及不作为。被称为康熙三大名臣之一的张伯行，其名言是：勤上本，懒结案，准谎词，冤到底。乾隆时三法司积案万件不处理。官吏只要钱，不办事，结果可想而知。
种种弊端，最后负担都落在老百姓身上，而且层层加码。所谓州县有千金之通融，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百姓有冤难诉，兼以土地兼并，人民流离失所，北京城乞丐多达10万人。于是强者起而为盗，官员为了政绩，不敢报剿，最后酿成民变。如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涉及多省，一直到嘉庆七年才平息。国力大耗，军费过亿。
至此必须解答人们熟知的康乾盛世几大标志，即永不加赋、蠲免钱粮、人口增加、国库充盈。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即使不全是作伪，至少水分不少。
永不加赋？康熙50年诏全国永不加赋，一直传为德政。事实上正赋之外，当时还有耗羡（即附加税），其数目从20%—30%到50%—80%。雍正时耗羡归公变成正税，虽一时减少了民负，但正如黄宗羲定律，每次并税之后，一定会有新的附加。果然乾隆后产生了平余、重戥、浮收、淋尖、踢脚、洒散等名目繁多的税种，税负不是少了，而是加了多少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