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投降满清后的待遇可以说是先非常优越，后来南明大势已去之后，尤其是李定国死后，孙可望的待遇可谓急剧下降。可以说孙可望投降初期受到满清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他刚刚逃到湖南宝庆就给清廷递上了“愿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的奏疏，疏中避而不提张献忠开创的大西军事业，把自己打扮成逐鹿中原的英雄，恬不知耻地把同系张献忠义子和大将的李定国、刘文秀说成是自己“恩拔”起来的，把李定国等人反对他专横跋扈、帝制自为的措施说成“以奴叛主”。后来满清乘着那么李定国等人平定孙可望叛乱后要进行重新洗牌时期，三路进攻云南，尽管出于种种考虑没有让孙可望亲赴前线，却充分利用了他过去在大西军和永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强了政治攻势，使得不少原大西军系统中忠于孙可望的将领倒戈投降。
投降初期的孙可望对满清确实作用大，故而满清对于孙可望的来归也极为重视。1657年12月，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还派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正在湖南的孙可望行册封礼。1658年2月在长沙举行典礼。同年5月初2，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然而，孙可望本人的地位却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了，通过一些似微实显的迹象可以看出来。1658年，孙可望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孙可升相会了，孙可升从驻地松江府上海县来到北京，兄弟久别重逢自是惊喜交集，孙可望向朝廷奏报了“聚合之奇缘”，奉旨同住。可是，孙可升的家属奴婢十余口还在上海，搬来北京筹措路费不易。于是，孙可望请求福临“敕部给予勘合”――利用满清的驿传实现全家团聚，在孙可望看来这不过小事一桩（孙可望自以为自己对满清灭掉南明贡献那么大，而且满清皇帝在其投降初期大肆嘉奖，给他的感觉是满清皇帝和厚恩），所以在疏中写道“想此项恩膏朝廷亦所不靳”。结果满清皇帝福临指使左都御史魏裔介抨击孙可望，最后孙可望惊恐不已，在“伏罪陈情仰吁天鉴”疏中说：“昨闻宪臣有特纠陈请之非，祈正悖谬之罪一疏，本藩汗流浃背，寝食不安，方知前事之非，宪臣之言不谬矣。”
1659年3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福临虽然明知这种事情在满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
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孙可望于惊惧之余，连忙上奏本解释自己放债的经过，接着向福临摇尾乞怜，陈述自己“郁积之苦衷并所以招尤招谤之原”。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1660年6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但以李定国为首的明军残部仍在边境地区坚持斗争。满清福临觉得不合适，就没有应允（可见满清对李定国有多恐惧）。
1660年11月20日，孙可望死了。满清官方的说法是病死，但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或者说“封为义王，寻被G”（《行在阳秋》卷下。王源鲁《小腆纪叙》卷下《孙李构难》）。
孙可望死后，清廷赐谥恪顺，“祭葬加隆”；同时命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几个月后孙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袭。1661年，吴三桂等领兵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回昆明缢杀。1662年玄烨即位，李定国也病殁于边境。此时满清觉得的孙可望家族已经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了，“恩典”也就逐步降格。1666年满清下令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1670年，孙征淳病死，其弟征灏请求袭封；御史孟熊飞上疏反对，请将孙可望王爵停其袭替或减等降封；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降封为慕义公；孙征灏死后，其子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
从孙可望投降满清后待遇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了孙可望的行动愚蠢，当年他开创了如此好的局面，而且自己基本上是只差一个名义了，做到了位极人臣地位，可以说永历在他那里不过是木偶而已，如果孙可望心胸稍微宽一点，那么完全可以打仗依靠李定国和刘文秀等人，从而至少可以与满清形成对峙局面，那样的话孙可望更多的被后来文人称赞了。结果孙可望自己的私心膨胀过大导致了内讧，而投降到了满清那边后有积极帮助满清出谋划策，过早灭了南明使得自己失去了利用价值，结果不仅待遇不断下降后来甚至连命都丢失。另一方面，也可说明满清的所谓后恩不过是看着你有用而利用而已，一旦你的利用价值没了，那么就可以当做厕所纸一样随时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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