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哪点不如洪秀全？
一
清兵入关208年，即公元1852年清咸丰二年，广西永安突然出现了一篇荡气回肠的《奉天讨胡》檄文。文中内容足以令听着惊骇：
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公等苦满州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对上帝于高天乎？
这篇檄文，历数了满清政权奴役汉民族的累累血债，唤醒了华夏人麻木的耻辱感和久违的民族自尊感。檄文的发布者是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二号人物东王杨秀清与三号人物西王萧朝贵。
一年后，太平军攻克南京，席卷南中国，建立起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太平天国政权。清史《贼情汇纂》称“金陵建都，精兵六十万”。
此时一号人物洪秀全，开始发布另一篇祭祖雄文――《祭明太祖陵寝文》。文中，他以明太祖朱元璋“不肖子孙”自居，向500年前带领汉民族复国的朱元璋汇报工作：
“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引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沈，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据，灵秀之胄，杂以腥膻，种族沦亡，二百年矣。今藉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君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异族，还我神州。”
此两文前后问世，立刻在全国撒布开来：博得了广大汉族人的同情，甚至左宗棠这样的民间汉族精英人物也有意来投，清王朝政府遥遥欲坠，太平天国胜利硕果触手可及。洪秀全做一把朱元璋二世，率领汉民族复国，大有希望。
但是，偏偏此时，湖南杀出另一支汉族武装，为首者成为洪秀全一生的苦主。早在太平军起事之初，他就组织民兵，演练湘勇，发誓绞杀这场起义。
此人就是曾国藩。当时汉族学者型官员的代表人物。
同族起义，他为何不帮同族帮外族？
答案就藏在20年前的一篇墓志铭中。
公元1844年即道光24年，仅为清国翰林院一讲师的曾国藩，在给朋友亡妻所写的悼词《陈岱云妻墓志铭》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民各有天唯所治，焘我以生托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义擎天譬广厦，其柱苟颓无完瓦。
这段心迹，也可谓是曾国藩的精神寄托所在。在儒者国藩看来，三纲五常是中国大厦的正义擎天支柱，这根柱子倒了，大厦也将片瓦不存。而民族大义，却可以避而不谈了。
尽管就连当时的统治者都自称“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雍正语，据《大义觉迷录》），但曾国藩这些汉民族儒家学者，已经养成了“忠君”的习性，无论此君来自何方。这就是满清统治中国二百年后的实情。“君臣大义”盖过“民族大义”。与其说，这是一种奴性，不如说这是一种惯性。
想当年清兵入主中原，有著名的“剃发令”，强令汉人改为满人衣冠。此“剃发令”的附言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说白了，就是“征服令”，不服者杀。有多少血性尚存的汉民族仁人志士，为了不留脑后强加的那根辫子或浴血奋战，或远走他乡。明末著名学者朱之渝，为保留汉民族衣冠流亡日本，他遥望大陆，赋诗一首：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然而，200年过去了，时间改变了一切，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已经习惯于这根先人被强加的辫子，甚至因为有人要剪掉这个辫子而感到痛心，一心为了保住这根辫子而浴血奋战了。在心理学上，凡此之举，视为大名鼎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被绑匪劫持，却和绑匪站到一起，与解救他的人作战。不得不说，曾国藩的“君臣大义”，是一种病态的精神依赖，愿意并习惯于驯养体系下的“平衡”与“稳定”。
二
曾国藩打下南京，彻底绞杀太平天国后，被满清皇室封为一等伯爵，声望达到顶峰。于是，有人给曾国藩出了个大主意――让他趁势夺取天下，推翻满人政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据说，这位汉族优秀知识分子，当时也确实想过推翻满廷的事。但思来想去，结果却是：主动向清廷上奏“裁军”，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
这一请求自然得到了清廷批准。
事后，曾国藩与几位幕僚闲谈，煮酒论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众人听了，一齐拍手。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家贫，办事还谨慎。”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可见，这“仁德”乃至“人不忍欺”的评语还是点到了曾国藩的痒处，他很是受用。曾国藩给自己的定位，是贤人，而非民族英雄。
那么，这“贤”是怎样一个“贤”？他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呢？
我们把镜头摇回19世纪六十年代、那场早于日军八十年的南京大屠杀。
公元1864年即清同治三年，结过长达十年的鏖战，曾国藩的湘军终于攻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南京）。史料记载，湘军进入天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
史料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这次屠杀最保守估计也应该在50万人以上，时人所说的伏尸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屠城对城市的毁坏程度也是历史之冠。屠城、焚城后，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城最多有100万人。但到光绪登基的1875年，人口还不到50万。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认为南京城需要百年方可恢复。
据传，由于曾国藩在南京的屠杀手段残暴，博得了“曾剃头”的恐怖别名。当时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立刻收声。
而曾国藩的老对手，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早已于城破前夕服毒而死，可以说间接死于曾国藩之手。看着湘军与太平军这两路汉军杀得昏天黑地，不知北京紫禁城里的爱新觉罗及叶赫那拉那帮满清权贵做何感慨，他们或许真是庆幸，天赐曾国藩这等“汉才”，挽大清狂澜于既倒，满人的政权得以再活五十年。
虽然庆幸，但他们对汉族官员的表扬，还是非常吝啬的。太平天国风起云涌时，咸丰皇帝曾炫耀天下，许诺“收复江宁者封王”，而同治三年六月，湘军事成，慈禧把持的朝廷却闭口不提“封王”承诺，仅赐曾国藩一等侯爵。曾国藩兄弟对同族的疯狂屠杀，没有换来满清皇室的半点垂爱，朝廷颁旨，以严厉口吻警告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等人，不可“骤胜而骄”，显然这是打狗给主人看。
湘军与满清皇室的关系，在分享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成果时，一度骤然紧张起来，曾国藩有一种“卸磨杀驴”的心凉与不安，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