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琦善看法:认为不改变习惯抵御不了洋人

晚清大臣琦善是个倒霉的角色,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缴烟引起战争,他临时接任,实在是为林则徐擦屁股。他经过外交、战争的双重努力后,发觉对抗之不可行,自作主张与英国签订了求和的《穿鼻条约》,已是在当时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损失最小的结果。但朝廷那时候尚不理解己方和对方的真正实力差距,认为琦善此举是卖国求荣,将其锁拿解京,查抄家产,发军台。后来英国炮舰北上,连下吴淞、上海并占领镇江,此时朝廷才知对方厉害,经反复谈判签下《南京条约》,其实与琦善之前的主张并无多大区别。

当时的皇帝道光事后明白错怪了琦善,又重新起用他,让他做了驻藏大臣,后又任过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等。琦善最后病死于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

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期间,侦办过一个外国人擅闯藏区的案子,被扣的外国人叫古伯察,是个法国神父。古伯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与琦善的一段交往,其中提到了琦善对鸦片战争、对政局、对中外政治制度的看法,现在读起来颇有意思。

在古伯察的描述中,当时六十多岁的琦善是他们“在中国人中所遇到过的最为庄重、最为和蔼可亲和最为才华横溢者”,他喜欢夸耀自己对西方文化和欧洲事务的了解,喜欢当众阐释自己关于西方的知识,但当被提到他的短暂的两广总督经历时,他表现得很不自然。

在他们彼此熟悉之后,琦善向古伯察打听义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商务代表,在当时起大使的作用)的消息,他对义律颇为赞赏,也很为对方的遭遇担忧,他说:“义律心肠很好,但他不会做决定。他被处死了还是被流放了?”当古伯察告诉他英国并没有中国这样的制度,失败的官员仅仅下台即可时,琦善很感慨:“你们的官吏们比我们幸运。”“我们的皇帝不能知道一切,但他却判决一切,而任何人又从不敢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如果皇帝说这是白的,那么我们就要跪下来说‘是,这是白色的。’如果他接着指着同一物品说‘这是黑色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跪下并回答说:‘是,这是黑色的。’皇帝可能会对有胆量指出错误的人这样讲:‘你说得对。’但他同时便令人将此人绞死或者斩首。”“我们不像你们有个‘众头议’(指众议院)。如果你们的皇帝逆正义而行,那么你们的众头议会出来阻止他的旨意。”

琦善还讲了1839年皇帝如何处理与英国人的重大交涉事件。皇帝召集了包括他在内的军机处八名中堂,向他们介绍了南方发生的事情。他对他们说,有些来自西方的海上冒险家们表现出了反叛和不服皇名的事件,应缉拿他们并严惩不贷,以便对所有那些试图模仿他们不端行为的人做出儆戒……皇帝表达了其观点后,就询问军机处的意见,四名满族中堂马上跪倒奏道:“喳!主子的吩咐。”四名汉族中堂也马上跪倒并奏道:“是!皇帝的天恩。”除此之外,再未补充任何话。

琦善说,他个人坚信中国人无力抵抗欧洲人,除非是改进武器和改变古老的习惯。但他从来都小心谨慎地不敢向皇帝呈奏,因为当这一上奏不准时,他就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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