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九一八”叛国内幕
：他三岁登基，在辛亥大潮的翻涌中三次上下龙椅，后成战犯，再变公民……他就是中国的末代帝王――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东北角的伪满皇宫，就见证了他的第三次登基，成为伪满时期的傀儡皇帝。
伪满皇宫，占地13.7万平方米，原为民国时期负责盐务管理与运输的吉黑榷运局所在地，是溥仪充当伪满时期傀儡皇帝时的宫殿。
民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小皇帝住盐仓，咸（闲）龙一条。”
一语成谶。
时下，来到伪满皇宫。除了那段被人熟知的傀儡历史，讲解员更愿意讲述种种宫闱逸事，比如马桶上批奏折的溥仪，缉熙楼里以鸦片为生的皇后婉容。
而在人们心头萦绕的是：这个傀儡政权为什么定“都”于长春而不是沈阳？长春又为什么改名为新京？溥仪粉墨登场后，为什么不称皇帝而称“执政”？
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更能还原溥仪复辟梦的破灭。
粉墨登场请愿和出山都是日本人安排的
1931年11月，溥仪是带着日本人 “皇帝”的承诺，从天津逃到了旅顺，梦想着复辟大清王朝。
日本人的这个承诺，在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有详细的记载。
1931年10月份，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亲自与蜗居于天津日本租界静园中的溥仪进行“建国”会谈。
“这个新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溥仪最关心的。
土肥原言之凿凿：“这是个独立自主、完全由宣统帝您做主的国家。”
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个问题嘛，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土肥原敷衍道。
“不！”溥仪强调，“如果是复位，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信誓旦旦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问题的。”
溥仪听到土肥原的保证，点点头：“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而实际上，溥仪甫一踏上东北的土地，他就意识到自己“头已经伸进老虎嘴里”了，回不了头，原先日方允诺的帝制被改成了所谓满洲执政，并第一时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1932年3月1日下午，奉天代表冯涵清、吉林代表张燕卿、黑龙江代表赵仲仁、内蒙古代表苏宝麟、呼伦贝尔代表凌升、哈尔滨特别区代表葆康等六人来到旅顺溥仪的住所，递上一份恳请书，恳请溥仪出山就任伪满的“国家元首”――“执政”。
溥仪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说，就任执政“兹事体大”，“不得如此仓促”，本人“才识学浅”、“难堪大任”等等。
六人跪在地上言辞恳切地一再请求溥仪就任，溥仪对此“严词”拒绝。六人没办法，只得悻悻离去。
3月4日，一个32人的请愿团再次来到溥仪住所，请求溥仪就任“执政”。这些人高声宣称，此来是代表3000万东北老百姓的共同心愿，如果溥仪不答应，他们无法对3000万百姓交代，希望溥仪不要辜负民众的殷切期望。
溥仪看戏演得差不多了，拿出了准备好的答词，表示“愿意就任执政一年”。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关东军事先安排好的。就这样，在旅顺被软禁三个多月的溥仪终于要粉墨登场了。
对于这段历史，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也有个评价，他说：“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帝王之梦溥仪欲借日本力量完成复辟
1932年3月8日15时，溥仪的专列开进长春车站。
一走下车厢，对于那些整列相迎的日本人和伪满新贵，以及礼炮、仪仗队之类，溥仪并不觉得怎样。
当见到站台一侧扯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吉林八旗旧臣迎大清宣统陛下”几个大字，旗下跪了黑压压一大片穿着长袍马褂的人，口口喊着“皇上万岁”时，溥仪哭了。
后来，溥仪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当我一眼看到那些人手里拿着前清的‘黄龙旗’向我欢呼的时候，更是使我生出了‘不图重见汉官仪’的感情，觉得自己仿佛又重新回到老家一样。”
当年的4月，溥仪就搬进了由吉黑榷运局所改建的“伪满皇宫”。
坐落在长春城北的这座“皇宫”，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气势上，都和北京的紫禁城无法相比。但就是在这个距离北京紫禁城两千里之外的“新皇宫”，溥仪相信自己已经迎来了人生当中最好的一个机会，他深信自己可以借助日本的力量，再一次复辟大清。
溥仪就任伪满执政时正值“春秋鼎盛”之年，雄心勃勃地要完成“复辟大业”，曾对陈曾寿发誓说：“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
于是，溥仪依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自己的“金銮殿”确定了名号。
日本阴谋定“都”长春更名为“新京”
溥仪到东北后，关东军加紧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
定“都”在哪里？
日本人内部吵得很激烈，有四地进入待选：沈阳、大连、哈尔滨和长春。
最后，关东军一锤定音：定“都”长春。
长春，成为伪满“首都”后，就有了一个伪名字：“新京”。
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作家钝田研写过一部历史小说《满洲建国记》，其第三卷《新京》记载，1932年3月10日，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国务院召开第一次会议。
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日本关东军特务部部长驹井德三主持会议。
会上，驹井德三向在座的伪国务会议成员征求长春更名的意见：“有没有什么好名字呢？”
伪外交总长谢介石摇晃着又小又圆的脑袋第一个提议：“叫‘新京’怎么样啊？”驹井很欣赏，当即表示：“好名字啊！”
“叫‘复京’也不错嘛！”提出这个意见的，是伪财政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此人不仅投靠日本卖国求荣，且一心向往恢复大清帝国，偏爱“复”字。
4天以后，即1932年3月14日下午，又在仍由驹井主持的第四次伪国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
驹井说：“首都怎样更名，还是4天前留下的悬案，今天一定要解决。”
这时又有人提出第三个意见：“叫‘盛京’怎么样？”
郑孝胥则抬出溥仪来达到“一言九鼎”的效果：“如果叫‘新京’，据我所知‘执政’阁下也不会有异议。”
就此决定把长春更名为“新京”，次日发出布告。
其实，在“新京”、“复京”、“盛京”三者之间，可供日本人选择的只有“第一个名字”。
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军方早已为“未来的新国家”定位：它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也不是清朝的延续，因此绝不能使用“复京”之名。至于“盛京”一名早已有之，即清兵入关前的满族故都沈阳，入关后称为“陪都”，当然不可以移植这样的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