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刘春霖，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今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甲辰科状元后，第二年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他便成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状元，被称为末代状元。
慈禧太后钦点的末代状元
有关刘春霖高中状元之事传闻甚多。据说是由慈禧太后钦定的。殿试后，主考大臣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儿吉兆。她先看了几个人的卷子，觉得都不合自己的心意。当看到刘春霖的考卷时，卷面上那清秀隽丽的小楷字，使慈禧眉宇舒展，又一端详刘春霖三个字，更是频频点头。原来，这一年大旱，慈禧联想到春霖即春风化雨，普降甘霖，加之刘春霖籍贯直隶肃宁，更觉得这个地名符合她盼望肃静安宁的心愿，于是点刘春霖为一甲头名状元。
刘春霖得中状元后，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回国后，历任咨政院议员、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等职。1927年以后他辞去公职赋闲在家，先寓于上海，后移居北平（今北京），其地址是今天的西城区新文化街（原石附马大街）以南的西智义胡同。辞官后，他终日以诗书、字画为伴。虽隐居不仕，但对国家前途颇为关心。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步步升级。在日伪的黑暗统治下，很多仁人志士不甘沉沦，不当亡国奴，奋起抗争，表现出中国人不屈的民族气节，清末状元刘春霖就是其中的一位。日伪汉奸曾多次以高官厚禄邀刘春霖为日伪政权效力，但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和怒斥……
拒绝担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第二年便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3月改为帝国），首都设在长春（称新京）。为了招兵买马，溥仪除了笼络一批清末的遗老遗少外，还想让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为其效力。1935年3月，伪满政府总理郑孝胥派人去找刘春霖，所派一行二人带着溥仪亲自签署的诏书前往北平，并携带了许多东北特产作为见面礼，想以重金聘请当时已63岁的末代状元，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他们在正阳门东站（前门火车站）下了火车后，便坐上一辆汽车，直奔位于城西的西智义胡同刘春霖府邸。先是将带来的东北特产送上，随后说明来意，并取出溥仪签署的诏书，递到刘春霖面前。刘春霖看了两眼，言道：而今我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难以胜任这‘教育部长’之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二人垂头丧气地回到长春，如实向郑孝胥说了刘春霖婉言谢绝任职之事。郑孝胥听后极为恼火，将这二人训斥了一顿。
过了一个月，郑孝胥要亲自登门拜访刘春霖。但他从长春赶到北平后并没有急于拜访刘春霖，而是先拜访了几位刘春霖的故友，了解刘春霖的为人、秉性与爱好。其中一位介绍说，刘状元嗜好品茶鉴水，尤其喜欢京城老字号张一元的茶叶，于是郑孝胥特意到前门外大栅栏张一元茶庄买了几斤极品好茶，随后到西智义胡同拜访刘春霖。
郑孝胥与刘春霖同为书法名家，但他比刘大12岁，故称其为贤弟。见面后，郑孝胥并不提及请他任职之事，而是谈论起书法艺术，从唐宋元时的四大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兆），聊到前（清）朝四大名家（刘墉、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滔滔不绝。刘春霖只是附和着，但对他的真正来意心知肚明。突然，郑孝胥话锋一转：贤弟，您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钦点的状元，而今满洲国仍是大清的天下，康德皇帝（溥仪）对您厚爱倍加，特派我请您到满洲国任要职，您可不能辜负圣上的厚望？闻听此言，刘春霖义正词严道：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说着打开房门，并把郑孝胥带来的茶叶扔到他的手里，郑孝胥见他态度如此坚决，颓丧地离开了刘府。
拒绝为日本商铺题写匾额
七·七事变不久，日军占领了北京城。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深入，经济侵略也逐渐推进，京城街头出现了不少销售日本商品（俗称东洋货）的店铺，有的商铺大股东是日本人，而有的店铺就是日本人开的。
匾额是店铺的金字招牌，其题字大多出自名人或书法名家之手，于是有的日本商人也效仿京城老字号，请书法名家为自己的店铺题写匾额，以为店铺增光添彩。
刘春霖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以楷书享誉京城，曾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他的楷体字清秀、挺拔、疏淡，方、圆、刚、柔浑然一体，笔致秀润稳健、流畅中寓古朴之风格，堪称一绝。其书碑、书扇、书联、书匾、书条幅等墨宝颇受文人雅士所青睐。
有个叫加藤的日本人在八面槽大街（今王府井大街中段）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门出售日本产的自行车。他听说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技艺超群，便慕名到刘春霖府上拜访，请他题写匾额。可他刚说明了来意，就遭到刘春霖的拒绝，随后便送客出门。
但这家伙并不死心，以为刘春霖嫌自己出的钱少，不愿题写，所以三天之后又二次登门，并带来四根金灿灿的金条。他对刘春霖说：只要你为鄙店题写匾额，我愿以每字一根金条付酬金，刘君意下如何？刘春霖蔑视道：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加藤被刘春霖一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气概所镇服，灰溜溜地走了。
没过几天，又有一位日本商人来到刘春霖府上。这人四十岁上下，身材不高，胖胖的脸，嘴上一撮仁丹胡，一走进刘春霖的客厅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自报家门。原来他是西四牌楼附近东亚楼饭庄的日本老板松本一郎，也是慕名请刘春霖题写匾额的。他是个中国通，对中国文化礼仪颇有了解，所以来之前特意到琉璃厂一家知名的南纸店购买了一套上乘的文房四宝，算是见面礼。刘春霖闻听他是日本人，也是前来求字的，二话不说，便把他请了出去。
拒绝出任伪北平市长
七·七事变后，北平组建了日伪政权，于是想找些社会名流出来撑台，而末代状元刘春霖就名列其中。他们曾几次派人威逼利诱，逼迫刘春霖出任伪教育署官员，但刘春霖卧床装病，巧妙地躲过了日伪的威逼。
1940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同年6月与刘春霖同科的进士王揖唐任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他自认为与刘春霖有交情，既是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关系不错。他觉得，如果请刘春霖出山担任伪北平市长，不但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还能在日本人面前讨个好。
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神气活现地去拜访刘春霖。一见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满副奴才相，刘春霖很是不悦。因为王揖唐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这北平‘市长’之职，非仁兄莫属呀！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藤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道：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告退。
受到刘春霖谴责和训斥的王揖唐恼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具，还将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1942年1月18日，刘春霖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归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鲁岗村，其墓志铭上有退隐林下，忧国忧民。痛斥贼寇，豪气千钧之褒扬。人们为他举办了十分隆重的葬礼，哀悼者络绎不绝，许多知名人士送去挽联、挽词，其中有两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分别写着义士状元和中华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