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指长崎1886 大清水兵怒砸日本长崎
8月15日，在日本历史上似乎总是屈辱的日子。1945年的这天，日本帝国终于向全世界低头，宣告无条件投降。而一个甲子前（1886年）的这一天，日本人同样将它作为国耻日记入了历史。
这一令日本人没齿不忘的耻辱，来自于正在长崎访问的北洋舰队。数百名中国水兵与日本警察相互械斗，双方都有严重的伤亡。这一事件，如同中日近代史上其他事件一样，在两国历史界出现了不同的结论乃至史料，甚至连事件的名称也出现了“各自表述”：中国称为“长崎兵捕互斗案”（简称“崎案”），日本则称为“长崎暴动”、“长崎清国水兵暴行”。
根据日本人的记载，两天前（8月13日），日本方面邀请北洋官兵登岸“血拼”，以期拉动长崎的GDP。一些水兵却“血拼”到了当地一家妓院“丸山家”，酗酒之后与当地人发生冲突。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并没有携带武器，中国水兵和警察发生冲突，2人被捕，其余的逃离了现场。随后，逃走的中国水兵召集了10~15名同伴，冲入警察局。当时，根据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的命令，水兵登岸一律不得携带武器，但其中有一名水兵在岸上购买了一把日本刀，在双方打斗过程中，这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他本人也受了轻伤并被捕，之后移交给大清国领事馆。
8月15日这天，北洋舰队放假一天，450名水兵上岸自由观光。上岸后的水兵们到处滋事，与警察发生冲突，有的将日本警察的帽子打落，有的辱骂日本警察，日本警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抓捕肇事者，结果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日本警察全副武装上阵，长崎市民“同仇敌忾”，群起攻击中国水兵，最后，中国方面“致死五名，重伤六，轻伤三十八，无下落五”。也有说中方“死八名， 伤四十五”，日方“死二人， 伤二十七人” 。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这一事件虽然起因于妓院纠纷，但8月15日这天则完全是日本人“有组织、有预谋”的报复。前一天，日本人就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并事先通知长崎闹市各商铺提前关门。待中国水兵上岸后，即陷入了长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仅受到警察、地痞的正面攻击，而且街道两边店铺内的人，或向北洋水兵扔石块，或从二楼泼开水，手无寸铁的北洋水兵伤亡惨重，事后验尸或验伤，其伤亡者几乎都是背后受伤。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愤。据未经核实的有关记载，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中国国内也是一片愤怒，北洋水师的外籍教官琅威理甚至建议立即对日宣战，武力解决。
日本史料记载，当李鸿章紧急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时明确表示，如果日本方面不能妥善处理该事件，将电令在日本的北洋舰队“自由开战”，这等于是发出了战争的威胁。
次年，这一事件甚至被东京的明进堂出版社编入了英语会话教材《英和独习会话篇》中，用英文问答的方式，将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方面，“控诉”北洋军队的暴行，以便向西方进行宣传。至今，我所接触的日本史书，多数依然定性为中国水兵的“暴行”。
这一事件中可以肯定的是：
一、事件导火线的确是北洋水兵嫖妓肇事，李鸿章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他也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
二、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固然有利用长崎船坞对大型军舰进行修理的客观因素（中国当时的船坞均无法容纳定远等巨舰），但的确有“宣威”日本的意图在内。当时中日之间已经因朝鲜和琉球问题而关系紧张，相互之间已经将对方看做第一假想敌。在琉球问题的刺激下，大清大力发展海军，北洋舰队迅速跻身世界八强，访问日本。后世一些研究者受制于某种类似自虐的史观，非要强调此次出访的“和平意图”，非要把海军本身就该具备的威慑作用弄得似乎见不得人一般，毫无意义也毫无必要。
在宣威日本的动机下，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强大的北洋舰队又待在人家大门口，即使没有直接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日本人也会将这看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这一事件在英国斡旋下，双方互相妥协，同意各自缉拿凶犯，相互赔偿伤亡者，但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在中国的坚船利炮下无奈妥协，耿耿于怀。中国威胁论立即成为日本主流民意，外交交涉完毕后一个月， 明治天皇就颁发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 一日不可缓。”并特别拨出私房钱（内帑）30万日元，给海军专用。日本上下掀起了建设海军的高潮，大清国最为强大的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
长崎事件，无论其间是非曲折，都是大清海军第一次“以威压人”。在这个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从所谓的“以德服人”进化到“以威压人”，大清国终于摆脱了一点宋襄公心态，展现了可贵的狼性。
争权东海1894 海军强势搜查英国船
1894年9月20日下午3点，福建白犬山左近洋面。一艘没有旗号的神秘商船正向北快速航行，在它的船舷上书写着船名Pathan（巴山号）。忽然，从它的后方高速出现了一艘大清军舰，这就是南洋舰队的主力舰、当年曾经重创法军尼埃利舰队的南琛号。
南琛舰以旗语命令巴山号停船，巴山号置之不理，南琛舰于是放空炮2响，巴山号立即挂出英国国旗，但依然不停。南琛舰再度鸣炮示警，该船始停。
这几日，南琛舰奉命在这一带海域搜寻一条为日本走私军火的英国商船。巴山号不仅不悬挂国旗航行，而且在相关的船运公报中根本就没有登记航讯，十分可疑。
南琛舰舰长袁九皋命令三副带队，登上巴山号取回货单、船牌（执照）。经核查，货单内就有运往日本的手枪、枪弹等。南琛舰果断扣押巴山号，押送到基隆港，请淡水海关税务司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派人进行检查。
巴山号是满载之船，发往日本的货都在舱底，如果要查，必须把上面发往上海的所有货物清卸干净。马士建议，可以派人押送巴山号到上海卸货后，再将运往日本的货物逐件检查。
但巴山号船长居然将舱门封闭，拒绝检查，中国官员随即强行开舱，英国领事则提出抗议，并发出了“最后通牒”。清廷无奈，终于同意到上海再进行搜查。
10月5日，巴山号在海关押送下离开台湾前往上海。上海方面，江南苏松太道刘麟祥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并行文英国总领事韩能，要求其派员一同查验。
10月7日晚，巴山号抵达上海，因吃水过深，暂泊吴淞口，以驳船装卸。海关为“一昭慎重”，命令过驳时将其所有舱柜加贴封条，送达码头后统一开验。货物驳至招商局虹口码头，海关约请苏松太道于10月10日上午7点开始共同查验。
10月9日，韩能照会刘麟祥，表示将协助巴山号的船东就中国“无故扣押”一事进行索赔，遭到刘麟祥严词驳斥。
巴山号上舱运送到上海的货清卸完毕，发往日本的货物已经露了出来，但此时，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贺璧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却另生枝节，声称因该船离开纽约时中日尚未宣战，如有军火，货单上应该不会隐瞒，所以只要查验货单就可以。
刘麟祥对此决不同意，双方发生激烈争执，英国公使也在北京向总理衙门施加巨大压力。在中国衙门之间扯皮之际，10月26日，巴山号在没有进行必要搜查的情况下，被大清海关中的英国籍洋干部们放行，离开上海开往日本。
巴山号走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随即要求中国对“违例扣留”之事进行赔偿。刘麟祥据理力争，英国外交官胡搅蛮缠，甚至说那些在台湾就已被查获的手枪“专作玩具”。
英国政府将此事提交给了伦敦的皇家法院，法院认为，虽然巴山号携带了违禁品，但因为“该船系被带往一不合理地偏离该船航线的港口，而且既没有起诉也没有打算到任何捕获法庭起诉便被扣留，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所以，“英国政府可有整顿理由支持船主一方提出一合理的赔偿要求”。英国随后正式向中国提出了5000英镑的索赔要求。
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激愤地质问英国人：“若谓仅弹枪三箱，所值无多，何以指为军火？试问枪与弹不算军火，何物谓之军火？既可少载，岂不可以多载？当日南琛在洋面即见巴山军火，确凿有据，焉能不带至基隆听候查验？该船既无违禁之件，何以先不进口？何以一经查至下舱，即封闭不服查验？所称延误，乃其自取……此案考之公法，中国既有应查之权，即无违例之处，更无认偿之理也。”
刘麟祥则更一针见血指出：“历来中外交涉，领事本以偏袒为能事，以期见好于商人。故遇事必多方辩难，迨知理屈，又以护前不肯自休。”他认为对此事应“设法因应，从容理论”。
当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关键时刻，中国需要英国的支持。总理衙门经过多方权衡，只能违心地接受了英国方面的勒索，赔款了事。
巴山号事件中，南洋舰队在面对英国商船时毫不手软。而从台湾、上海到北京，中国各级官员们都表现出了寸土必争的信念，最后虽然出于大局不得不妥协，但这也给更大范围内的外交折冲提供了回旋余地和讨价还价的砝码，南琛舰也因此在外交史上留下了强悍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