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史》和《续通鉴长编》二书，了解了吴充这个人。宋神宗即位后，任用了敢于直言的吴充为同知谏院，掌握言路。不久，王安石由翰林学士提拔为参知政事，成了执政官，吴充便“引嫌解谏职，知审判院，权三司使”。
王安石提拔了，吴充为什么要避嫌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二人是儿女亲家，王安石的长女就是吴充次子的妻子。
如果仅此也就罢了，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与王安石一起执政的陈升之闹情绪请病假，曾公亮以年老罢相，韩绛因西夏骚扰担任陕西宣抚使去了，政府内部严重缺员，于是神宗欲用吴充担任参知政事，王安石一听不同意了，“充与臣有亲嫌”，怎么能安排在同一岗位上呢，尽管神宗认为他们二人都很正派，“以为无害”，但由于王安石的阻挠，吴充整整6年没有当上宰相，直到1076年，“安石去”，他才在宰相位上过把瘾。
其实，古代的官员回避制度，远远要比这严格得多，最起码官员是不能在自己的老家担任职务的，不仅如此，就是曾经寄居过的地方，也要回避，即使是临时性的出差，也绝对避免回本贯“勾当公事”，也就是说，在官员出差的时候，顺便回老家看看的便宜，也是制度所不允许的。
在《大清会典事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77年，浙江绍兴府通判一职出缺，按人事任命制度，先由吏部文选司在初审基础上选出符合条件的若干人选，再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结果，顺天籍张廷泰中选。但在乾隆帝接见张廷泰时，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因加询问”，得知其幼年曾随父在绍兴居住数年，于是乾隆取消原拟任命，让张廷泰到福建任职去了。
至于亲戚关系的同地任职，上下级任职，那就更不用说了，一律禁止，《文献通考》中记载了一件相反的事情，也就是有兄弟俩在同地任职的特殊案例。那是在唐太宗时期，有廉能之名的贾敦实担任饶阳县令后，他的哥哥贾敦复又被唐太宗派往瀛洲任刺使，成了弟弟贾敦实的上司，按当时的制度，“大功以下不得联职”，同一祖父名下的本家成员，都不能在一个部门任职，何况是亲兄弟！但唐太宗却打破惯例，“以其兄弟廉谨，许令同州”。这件事也从反面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回避”制度的严格，没有皇帝的恩准，兄弟俩是绝对不能在同一地方担任职务的。
在宋代，还有一项特殊的回避，那就是宗族、妻家在该地拥有田产物业的，当事人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做官。《朱文公集》中就有这样的字眼：“熹祖乡徽州，正属本路，见有坟墓、宗族、田产在婺源”，“在法也合回避”。《吏部条法总类》确实是这样规定的，凡“应参选注阙官”，俱须于差注前验实“本官委的有无祖产并妻家田产在所射处”。
看样子，“公务员”如实申报财产的制度，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它是伴随着官员的回避制度一起产生的，对官员腐败，起到了防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