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留给历史合生取义的宏大英雄气概之外，面临死亡威胁和元朝的利诱时，也并非全无恐惧，他不仅对自己的信念产生过怀疑，甚至可能有过“投降”的念头。
《宋史・文天祥传》记载了他模棱两可的话：“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其中暗示，他有归隐故乡当道士（黄冠），甚至将来做元朝顾问的念头。这样看来，文天祥已经有归降的可能，但忽必烈却不能容忍这样模糊的态度，他要的是全心全意奴才式的投降。
忽必烈并没有同意他归隐当道士的请求。一位被文天祥怒斥过的降元的老同事也不同意：“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正是靠文天祥的鲜血最终一洒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气贯千古的话，我们才获得了一位永远的英雄，而非乱世时常见的隐士。
杀身成仁的文天祥怎么会怯懦、逃避呢？投降？更连想都不会想。后人多怀疑元朝人修撰的《宋史・文天祥传》，是故意诽谤、侮辱我们的民族英雄。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英雄永不怯懦，怯懦者绝无勇敢。岂不知，人性比我们的想象复杂得多。文天祥临死前的逃避，完全是有可能的。
在写出《过零丁洋》后不到一年，文天祥其实就开始“怀疑”所谓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受尽苦难被押到大都（今北京）后，他写了一首《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的诗，其中即有“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意为恐怕自己合生取义照不了汗青，只有在野史中才会流传。
文天祥无法让“上帝赐予我力量”，他需要历史正义的力量来激励自己，中间经历怀疑也是正常。此前，当他被押到广州时，劝降的人就“嘲笑”他青史留名的信念：“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文天祥说：“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可见，对于丹心能否照汗青，文天祥是有过反复的。文天祥不怕牺牲，也抵得住利诱。但是，当一个叫灵阳子的道士跟他谈道，却让他动了归隐佛道之心。此前，文天祥认识的一位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就曾被忽必烈赐为黄冠道士。文天祥虽是儒教中人，却对佛道颇为心仪，这从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叫道生和佛生即可明显看出。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这是文天祥在灵阳子来狱中见他后，他写给灵阳子的一首赠诗。此诗与文天祥《正气歌》等正气凛然的作品迥然有别。在儒家杀身成仁、忠君守义的悲壮精神之外，确实还有一个在佛道中徘徊、寻求解脱的文天祥。
从文天祥给灵阳子的另一首诗中更可看出端倪：“昔我爱泉石，长揖离公卿。结屋青山下，咫尺蓬与瀛……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人一阴阳性，本来自长生。指点虚无间，引我归员明。一针透顶门，道骨由天成……”早年，文天祥仕途失意时，就曾回吉水（今江西吉水）老家终日忘情于泉石，“领客其间，穷幽极胜，乐而忘疲”。当身陷故乡几千里外的大都监狱中，与灵阳子的谈道，激起了文天祥对往昔逍遥岁月的回忆。
1280年中秋夜，被忽必烈赐为道士的汪元量携琴为狱中的文天祥演奏《胡笳十八拍》。这是汉末的蔡文姬在被匈奴掠获12年回到故乡后写的一首长诗，叙唱她悲苦的身世和思乡别子的情怀。月圆之夜，故国不在，身陷囹圄，汪元量的弹唱响起，和蔡文姬一样命途多舛的文天祥，又是怎样一种悲痛呢？而后，文天祥写了《〈胡笳十八拍〉序》，在序的最后签名却是“浮休道人文山”。“浮休”语出《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文山”是文天祥的号。从文天祥自称“浮休道人”可以看出，“得以黄冠归故乡”的言语，并非没有根据。
文天祥最终没有逃避，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刑场。临刑前，万人观睹，文天祥殊为从容，对吏卒说：“吾事已毕，心无怍矣。”南向拜而死。在他遗体所着的衣服中，人们发现了他留下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日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