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嵩之（1189年—1257年10月6日） ，字子由，一作子申，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南宋大臣，尚书右仆射史浩之孙、右丞相史弥远之侄。
嘉定十三年（1220年）进士，调光化军司户参军。后任襄阳户曹，历任襄阳通判、京湖制置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嘉熙四年三月，入朝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湖军马（两淮、四川、京湖是当时南宋三大军区，集中了南宋最精锐的部队）。淳v四年（1244年），遭父丧，夺情起复，因主和议，为公论所不容，闲居十三年。宝v五年（1257年）卒，赠少师、安德军节度使，追封鲁国公，谥号庄肃。德v初年夺谥。著有《野乐编》，已佚。《全宋诗》录其诗。
后世对史嵩之褒贬不一，他被认为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功勋显赫，但同时又被认为是一个追求权力、专横独断之人。
南宋大臣史嵩之生平简介
早年经历
史嵩之年少时风流倜傥，曾在东钱湖梨花山读书，他所接受的是陆学与吕学中的事功学。史嵩之行事果断，似乎更喜欢事功学，而不喜欢甚至厌恶朱学人士的迂缓这一套。一次他与内弟陈埙讲学在山寺，山寺的僧人讨厌他，史嵩之很恼怒，当夜就焚烧其庐而去。
史嵩之与陈埙从小一起长大，他俩的才气都曾深得丞相史弥远的赏识与喜欢，但对於史弥远的关爱，他们却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嘉定十年陈埙中进士，他在省试时名列第一。所以身为舅舅的史弥远就高兴地对陈埙说：省元是几千人中第一，状元是一百人中第一，让省元初授堂除教授，应当从你开始。然而陈埙却不领史弥远这个情，他说：庙堂上的议论十分尖锐，这种事从我陈埙开始，能够没有嫌疑吗？陈埙颇如同他的高祖陈禾，最看重的是人的气节而轻视名利，因此他耿直一生，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评价。
史嵩之呢，虽与陈埙一起成长，但他的志向和处世与陈埙不相同，他注重功利，希望能建功立业，为了达到目标，他可以使尽手段，这也是他遭人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仕为官
应当说史嵩之是一个既有远谋，又能干事的人。嘉定十三年史嵩之中进士，调任光化军司户参军。不久，身为从叔的史弥远问史嵩之说：给你换一个新的职位，你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希望能到襄（阳）汉（水）一带去做官。弥远听了很高兴地答应了。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然而史弥远虽然在相位日很久了，却其实并不知襄汉的表里。
史嵩之似乎对荆襄地区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时，他便能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的确南宋立足东南，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丢失荆襄而能保东南的，相比而言，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没有了湖北襄阳，那N南宋就无法立国了。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还超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每每可能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的比比皆是。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这种双重特性都足说明它在南宋政府中的权重。
於是即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遂了史嵩之的心愿。
经营襄阳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了。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的意义。所以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域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N，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淳熙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於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後，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後;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
史嵩之也同时具有这种眼光，从自入仕以後，他几乎一直都呆在襄阳一带，嘉定十六年史嵩之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十七年，升干办公事。宝庆三年，主管机宜文字，回襄阳府任通判。
绍定元年，史嵩之在襄阳经理屯田，积谷达六十八万石，成效的确不小。绍定三年，他又在枣阳屯田，并再次获得了成功。史嵩之也因此升官二级，後又因明堂赐恩，史嵩之又被封为鄞县男，理宗还赐以食邑。绍定四年史嵩之以直秘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绍定五年，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赐便宜指挥，成了名副其实的襄阳军政一把手。
史称：他常常密秘将襄阳地理和撤戍增防的机要情况报告给史弥远，於是不到十年就成了襄阳的主帅。史嵩之在襄阳作出了不少具有战略意义的成绩，应当说是史嵩之自己努力的结果。
史嵩之努力经营襄阳显然有他自己的抱负，史嵩之成功经营襄阳也的确显示了他有非凡的才能，他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屯田，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为坚固襄阳的防守备足了粮草和兵马。然后，他耐心地在等待著机会。
端平入洛
机会不负有心人，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汗遣使臣王楫南下来到京、湖，与身为京、湖制置使的史嵩之来商议协同攻金的事，并许下诺言，灭金之後将河南地区归宋廷所有。史嵩之便奏报朝廷，请予批准。朝廷经过商议，都以为这一机会不可失掉。于是就应从蒙古的请求，并乘机雪靖康之耻。
於是理宗就命史嵩之回复蒙使，愿出师夹攻金国。经蔡州一战，宋廷刷了会稽之耻，复了齐襄之仇。这其中自然有史嵩之善於用将士的功劳。因此这一战给史嵩之带来了无限的声誉，同时也使理宗看到了史嵩之的非凡才能。
谁知金亡之后，理宗虽然献俘太庙，但蒙古却不践前约，不归还河南地区。根据当时形势判断，宋蒙早晚必有一战，守将赵葵等因此提出了据关守河的策略。
金比南宋强，却被蒙古灭亡，现在蒙古掩有金国之地，它的力量少说是南宋的两倍。以蒙古人的野心，他们想灭南宋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总结一下金蒙战争的经验，那么金所以能与蒙持续几十年，据关守河便是据以对峙的资本。如果南宋也能够据关守河，就等于与金力量联合，这样与蒙古周旋就具备了起码的资本。所以当据关阻河，为坚守计的策略提出后，丞相郑清之表示支持。但这一战略实在关系到南宋的存亡，于是就拿到朝堂来进行讨论，这时参知政事乔行简及其盟友几乎一致表示反对。乔行简主和是一贯的，但其实这次反对据关阻河，更多的出于乔行简个人的因素，他早有结盟取代郑清之的企图。端平开政以来，乔行简及其盟友就一直暗中掣肘，或公开反对的。当时为解决楮币和财政危机，郑清之实行履亩而税，而乔行简则马上就以此策使小民受害为由，提出了称提政策。史称换楮一策，虽出於枢臣（乔行简）之寡谋，而清之不能夺其议。乔行简结盟十分广泛，包括朝中的四明人，他欲用袁韶以快其报复之志……布置宾客，络绎京师……兴论造谤，交结左右，转以上闻，谓非行简不足以为相，非袁韶不足以辅之，而訾清之为果不足用也……今涂人之论皆谓小人之谗清之而举行简也，意不在行简而专在袁韶。乔行简与袁韶合谋相位是明显的，当时乔行简地位仅次於郑清之，现在在据关守河问题上，他终于与郑清之的貌合神离走到了分道扬镳。
由于理宗亲自决策，朝廷最终商议发兵入洛。但发兵入洛能否成功实施，京湖制置使的史嵩之成了关键人物，当朝廷把这一决定告诉史嵩之时，他坚决反对，并上书六条，力陈非策;在两淮军出动之後，理宗以兵部尚书的职位来诱惑他参加，竟也被他一口回绝！
由於史嵩之在襄阳经营了十年，而且颇有用心，在军队中的作用力和影响根深蒂固。京湖离三京最近，进兵最方便，後勤补给也容易解决，同时京湖不稳必然有碍於兵进三京。如果撤了史嵩之京湖制置使一职会如何呢！新任一时必然会难以控制京湖局面，对发兵入洛不会有利。理宗、郑清之觉得，史嵩之还不至於到了置大宋生死於不顾这种地步！他们觉得史嵩之是个重事功的人，没有实权给他是休想其有作为的，於是最终还是把端平入洛督粮草这一至关战役的大任交给了史嵩之。
朝廷诏令嵩之筹画粮饷，嵩之又上奏说：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徵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於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惟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审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迕旨则止於一身，误国则及天下。
史嵩之所说是实情，也有藉口。史嵩之在襄阳十几年，主要功绩在于经理屯田。至绍定元年，史嵩之已积谷六十八万石。去年冬天还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三十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洛阳提供军粮了么？既然朝廷已经决策，丞相郑清之以为必须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于是就写信给史嵩之，叫他勿为异同。史嵩之还是力求辞去此职，但最终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事实上，史嵩之找藉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其个性而论，他是不愿意给人做嫁衣裳的。据关守河的策略是守将赵葵等提出的，如果成功了，无论怎样，头功自然不会落在史嵩之的头上。更何况史嵩之素来不愿与淮东制置使赵葵合作。二是自弥远去世后，史氏家族虽然在各方面还是受到优待，得到重用的。但相比之下，史家受到的优待，得到的重用，与弥远在相位时就大相径庭了。当时郑清之为弥合朝廷裂痕，达到和谐团结，召还了真德秀、魏了翁、游似、洪谘夔、李宗勉、杜范等不愿与史弥远合作的名贤，这些名贤涵盖了朱学、陆学、吕学三个学派的人士，由他们共同来执政，朝堂一时出现振兴气象，被称为小元v。但这一做法显然反史弥远所为，彻底改变了史弥远执政时期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的局面。郑清之这种出于内外政治需要的与各学派人士主动示好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冷落了四明人，在小元v的朝堂没有一个四明人，（端平二年才算让四明人陈卓入朝任参知政事）。结果郑清之不仅既得罪了四明人，也没有达到弥合朝廷裂痕的目的，相反，这些召还的名贤尤其是朱学人士杜范等人因曾得益于乔行简的提拔，便很快就与乔行简成了结盟，并帮助乔行简谋相以取代郑清之。在史嵩之看来这就是迂缓这一套。因此想复兴史氏家族，恢复四明人的地位，史嵩之觉得只能靠他自己了。这是史嵩之不愿同郑清之携手协同的原因。
不管怎样，据关守河的策略还是按计划实施了。端平元年六月全子才帅前部进入汴京，接著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率领淮东军主力也赶到汴京。赵葵一见面就责问全子才说：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以抵汴半月，不急趋洛阳、潼关，何待耶？全子才以实情相告：粮饷未集，无法进兵。按照宋军原来的战略部署，部队确实应该直扑洛阳、潼关，完成对蒙军的战略防线。但是现实情况是根本无法出兵！饿着肚子的军队就算到了潼关又能怎么样呢？能顶得住蒙古人的突击吗？但是，这时赵葵却根本没有办法考虑这些。他将远道而来的好几支队伍硬行编成两个队，分别由徐敏子、杨义指挥，由于粮草不足，赵葵强令各军只带五日粮出发，即使这样，粮食仍然不敷分配，只好让各军陆续起发。
徐敏子整军开入洛阳的第二天，军需官报告军中携带的五日军粮已经在过去的八天里吃完了，部队就开始了采篙和面作饼而食之。而当天夜里，杨义指挥的庐州强勇一万五千余人行军至龙门，突然遭到蒙军骁将刘亨安部的伏击，全军覆没了。这对徐敏子和宋军的将士来说，不啻是一声晴空霹雳，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宋军将得不到增援和补给，而且还说明蒙军主力已经形成了对洛阳宋军的合围态势。
于是宋蒙龙门一战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一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步兵在撤退，而无数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后面不停的追杀！蒙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宋将樊显、张迪等人战死，徐敏子身中流矢，受了重伤，战马又被射死，只得步行从小路突围。他一路上收集溃散兵将三百余人，吃了二日桑叶，七日入梨蕨才得以生还。
蒙古军取得龙门之战的胜利后，乘势派先锋抵达洛阳城下扎营。在一般的情况下，宋军会毫无疑问地固守待援，用一万三千精兵守御洛阳坚城，凭着宋军善守，蒙古人想拿下洛阳还真的要费些功夫。但此刻却不同，宋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没有救兵倒也罢了，没有粮草如何坚守？徐敏子召集诸将，议来议去，最终也只有回师一词。这样一群饥兵疲卒在强敌窥视之下回师，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这却是宋军的唯一生路。
从随军幕府日记中可知：达洛阳的宋军的粮食只剩下五天，部队被迫以蒿草作饼充饥。实际上，在饥饿的条件下，宋军在与蒙古军作战时表现仍然很英勇顽强，只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出。不说别的，就是进入洛阳的徐敏子军，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坚守洛阳的话，以他们表现出来的善战，蒙古人恐怕很难讨得了好去。
原来朝廷屡令史嵩之发粮，可是史嵩之就是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只得从两淮千里迢迢的转运粮食。中原地区缺粮是一把双刃剑，蒙军击破入洛宋军之后就因为缺粮而不得不暂时退回河北。因此，当时只要宋军能在三京多少积存一点军粮，坚守几天，蒙军就会自退。可惜宋军乏粮，万不能空腹从戎，也只好弃洛退归。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端平入洛以宋军入洛的精锐之师近三万全军覆没，三京再次丢弃而告终。
接下来是理宗下诏追究责任：赵葵与全子才各削一秩，余将亦贬秩有差。郑清之力辞执政，优诏慰留。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嵩之不肯转饷，罪尤甚于清之，准令免职。但一切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