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吃货,被贬黄州吃出留香千年的“东坡肉”

苏轼是吃货,被贬黄州吃出留香千年的“东坡肉”

神宗元丰年间,黄州(今湖北黄冈)是苏东坡的贬谪之所,倒霉之地。所以,他放开了膀子吃肉,一吃肉,他的灵感来了,由是,有了前后赤壁赋;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有了《黄州寒食帖》,这都是苏东坡作为一个艺术家,文章、诗词、书法的巅峰之作;前人固然已有总结“诗穷后工”,但是食肉之解郁闷、助灵感,特别是黄州猪肉制作的东坡肉,对东坡之诗之文,怕也功不可没吧。

与如今每逢失恋、失意、失足就有人胡吃海塞、逞口腹之欲,慰寸心之苦相似,大诗人苏东坡每逢人生失意之时,也往往通过大快朵颐的方式来宣泄郁闷,平复心灵创伤。“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是赤裸裸的吃货宣言。

文豪就是文豪,连吃吃喝喝这样大俗之事,也可以附会至上层建筑之诗文风雅里,这就不能不令人仰叹了。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发作,作为高级干部的苏轼受到了政治打压,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官职就是个闲职,忧闷之余,东坡寄情吃喝,优游山水。其中,最出名的是写出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其主旨行动,无非是吃鱼、喝酒。只是这鱼吃得雅,酒喝得爽,呼朋唤友,啸聚于明月之下,泛舟于大江之上,这一雅一爽,尽显文豪的名士风流。

然而,更显吃货本色的,是那篇《猪肉颂》:“尽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这就是“东坡肉”的烹饪菜谱,这碗留香千年的“东坡肉”,当初曾深慰政治上失意的东坡学士,至今仍泽惠无数“吃货”。这份记载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经济与商业之兴盛。

较之盛唐,北宋的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玄宗时期,是盛唐经济的高峰。当时一年铸钱不过三十二万贯;至宋神宗元丰年间,年铸钱已达五百九十六万贯。货币数目足以反映交易之活跃与商业之规模。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流通纸币,也在宋朝的四川地方出现。东京(今河南开封)人口,已达二十万户。按户均五口计,当时东京人口已达一百万;这一百万人口,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商业应是其主要谋生手段;同时,北宋城市已经彻底打破前代“市”(居民区)“坊”(居民区)分别的制度,面街而市,商、民杂处;据东京梦华录载,以南薰门赶进牲猪时,“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一日赶进上万头猪,供应百万人的食用,每天一百人食猪一头,可见猪肉已成为普通市民的盘中餐。原因是猪价贱,“黄州猪肉贱如土”,估计东京也不会太贵,由此可见,当时养猪业的发达。

有人据《宋今要》记载,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官中御厨使用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而羊肉达到四十三万多斤,由此证明当时养羊比猪多,羊在百姓饮食中胜猪肉一筹。其实,这个数字只能说明上层贵族(皇室)贵羊而贱猪,所以羊肉价贵于猪肉。至于平民百姓,天天食羊未必然,但食用猪肉,按东京二十万户日食万头猪算,估计吃肉已属常态。但按东坡的说法,烹饪不尽得法——其实,平民百姓向来也就是粗茶淡饭,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那是钟鸣鼎食的贵族才讲究的。

厨中有东坡肉,也有东坡羊肉。东坡肉,有他自己的记载,东坡羊肉估计是别人的附会。倒是他的书法,被时人黄庭坚,戏称为“换羊书”,一封手札,可换十多斤羊肉,这是有记载的。只是东坡知后不肯再作“屠羊”行径。

但对吃的热爱是不移的,除了《猪肉颂》这个流传千年的烹饪方子,苏东坡还有一首诗,可以称为最好的关于吃的广告:《寒具》:“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轻蘸嫩黄深。夜来春睡浓于酒,压扁佳人缠臂金”。此诗放在如今的商业时代,若被某食品厂相中,也是可以换几吊钱的。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这也是东坡学士说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在春风得意之时,诗人表现的是一派风雅潇洒;在仕途失意之时,诗人对食肉的快感是那样直接而强烈。此时,让人不俗的竹子,怕是让人想不起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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