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军事改革,却让宋朝背负着冗兵带来的财政压力

公元960年,作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学着后周太祖皇帝郭威的拥兵自立,在陈桥驿被麾下士兵披上黄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从而赶下了后周皇帝,代后周自立宋朝

当然,作为兵变出身、拿下后周江山的赵匡胤来说,他绝对不允许后代将领会再次被披黄袍,自立为帝的情况。当然,要想从根源上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那必然需要用严苛的制度来进行规范。

其实,唐末五代时期,各个割据势力依然是以节度使为核心,他们都有各自的军队,在各自的领土上依靠土地税收来维持军队的发展,并且拥有健全的官僚、政治系统来维持区域领土的社会经济发展。

说实话,这种节度使的独立性非常强,就像周王朝后期的各个诸侯国一样。所以,赵匡胤为了稳固赵氏江山,便表示要极力提高中央朝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高度控制权。

最终,身为当时宋朝宰相的赵普便向赵匡胤提出了一个计谋,这个计谋也让后代宋朝逐渐出现冗兵、冗官、冗费的局面。

据相关资料记载:赵普三项计策如下,政治上,削夺其权。军事上,收其精兵。财政上,制其钱谷。

那么,赵普的这三项决策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削夺其权,实际上就是将那些开国大臣,尤其是武将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可以让大家联想到一个著名典故,也就是赵匡胤策划的杯酒释兵权

然后,收其精兵,也就是将精锐部队并入中央禁军系列,由皇帝和中央朝廷直接指挥。

至于制其钱谷,因为以前的节度使因为有自己官僚系统,便可以独立运转辖区的经济产物,但是这会大大减少中央财政系统的收入。

所以,这项决策也就是要将全国的钱、粮管理权全部移植到中央朝廷,这三项决策都大大提升了中央朝廷的集权能力,也有利于维持中央和地方的从属关系。

我们着重来说其中的军事改革,在五代时期,为了有效对抗节度使的军事势力,宋朝先行建立了枢密院领兵制度,枢密使作为最高领兵官员。

但是,宋朝中央朝廷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添加了侍卫步军司、侍卫马军司、殿前司三个领兵机构和官员职位。这新设立的三司也成为统领全国禁军和厢军的军事机构,但是他们没有调兵权,只有训练军队的权力。

然后,如果前线有战事,枢密院便会接受朝廷的旨意进行调兵,然后根据战令设置将帅进行临时领兵。

然后,我们有趣的发现,练兵、调兵、领兵都是单独的三个军事机构,这必然会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军事囧闻。

同时,地方机构还会增加对于驻军监管、后勤的其他军事机构(然后就会出现冗官局面),这将一支出战军队的攻击程序变得十分臃肿,继而不利于后期军事作战。

当然,按照当时赵普给赵匡胤提的意见,以及赵匡胤本人的修改指令,在改革过程中,虽然说加大了官员和兵员的冗余度,但是可以让其双方制约、监督,由此不容易引发因为权力过度失衡形成的兵变,再度威胁中央朝廷的统治。

但是,这种制度却使宋朝的社会体系显得十分畸形。当时,宋朝为了能够维持冗官和冗兵,只能从财政体系上做文章,先后以专卖制度、金融体系等从民间压榨财富充实国库。但是,这些做法依然无法满足政府对于维持三冗的财政支出。

同时,我们前文讲过,军队的指挥权和训练权乃至调动权都是单独设立的,士兵的战斗力无法保证,而那些出战的军事将领也因为没有足够的权力常常饱受政策制约,打败仗也是难免的事。

虽然说,这种军事改革,确实对内提高中央朝廷的威望,但是却是以牺牲军队对外野战能力为代价,这可谓是得不偿失。

有人说,为啥宋朝在前期统一战争的军队那么能打,因为当时军队体系内部还有一些从后周政权剥离出来的,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兵。

这些老兵基本覆灭以后,新兵都是在宋朝军事改革下的产物,当年宋金联手灭辽,宋朝军队在一触即溃的辽军面前似乎非常脆弱,还好金军及时救援,否则宋军还有可能被辽军反向歼灭。

这场军事改革,拱卫了内部,却极大地将军事战略缺口暴露在敌人面前,以至于宋朝的大多数对外战争都是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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