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抑或是思想文化观念，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与此同时，由于北方异族的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经历百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代的婚姻观念。因此，从唐朝初年开始，在社会舆论、官方立法、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对妇女再婚这一问题显得非常宽容了。
两汉以来，社会规范中关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已经趋向严格，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是贞节烈女的事迹还是被大力地提倡。而唐代时期，这种道德观念已经被慢慢淡化，处在被社会舆论所忽略的境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还是要把它和中华文明的空前繁盛，全民族自信心的暴涨联系起来。政治统治有了空前绝后的宽容，而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等各方面的制约，要明显地低于其后历代王朝。盛唐时期，妇女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是前朝及后世封建王朝都无法比拟的。
唐代中前期，女主临朝，参与政事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韦氏、肃宗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尤其是武氏，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皇帝。称帝后，武则天公开设立仙鹤阁，实际和男性皇帝的三宫六院性质相同，育有面首三千。
自此，女性的权利被大大地提升了。女性不再是被贬低、被奴役的角色，也不再是被丈夫淫欲的奴隶，单纯生孩子的工具，而是在婚姻方面享有空前自由的女性。改嫁、再婚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的有二十九人之多，其中五人甚至有三次改嫁的历史。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过。皇室如此，达官贵人间的婚姻转换更是家常便饭了。被世人熟知的韩愈的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早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即使是社会上的那些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对改嫁一事表默许态度。
据《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嗣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是受到社会道德的宽容的。而守节说没准儿才是不正常的。
以上皆是从皇亲贵族的角度分析，那么，民间普通百姓是否在婚姻上也可以享有皇亲贵族般的自由呢？
其实，唐代妇女再婚的现象并不能代表唐代社会的全部，改嫁、再婚只是在一部分贵族、皇室间流行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的主导舆论还是遵行理智的精神，提倡合乎纲常的男女观念，鼓励贞节、守节。
据张国刚博士对唐代出土墓志的考证，当时相当多的妇女在丈夫死后都选择了寡居而不是再婚。
在《唐代墓志汇编》、《续编》收录的3000多个墓志中，有混合改嫁史的妇女只占10例，而明确记载妇女坚守贞洁者就达264例之多，其中守寡时间最长的妇女甚至守寡达80年之久。而这些寡妇的命运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清闲自在。相反的，大多数的寡居妇女要承担起抚育子女、侍奉公婆、安排生计、主持家务等等繁重的责任;也有一部分妇女在丧夫后回到娘家，与父母、兄弟相扶相知地度过余生;没有公婆、子女需要侍奉照料的寡妇，日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贫穷的她们可能要依靠兄弟的施舍才能生活。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出民间的妇女在丧夫后，选择改嫁的很少。完全自由的婚姻选择只是贵族的游戏，大部分的民间妇女还是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很大。
即使民间有少数寡居妇女改嫁，也确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从这些寡居妇女的生活经历来看，孩子年幼，本人尚且年轻，不具备担当的能力，所以才选择改嫁，也是无奈之举。
与此同时，寡妇再嫁也有生理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有的寡妇无法忍受丧夫后的孤独而选择再嫁，不过，一般的寡居妇女即使再婚，能够允许她们选择的余地也是比较小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们通过对《太平广记》里的一个故事的阅读，就可见一斑了。
一个天生生理就有缺陷的58岁老头儿，因为听得江湖医生的劝解，服用了某种药物。由于此药药效惊人，老头儿忽思人道，累旬力轻健，欲不制，遂娶寡妇曾氏。只一遂字，便向我们透漏出，老头要想结束光棍儿的生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娶一位寡妇，这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一般的寡妇若是选择再婚，其选择余地已经没有多大了的现实。
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向前转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开始由盛转衰，皇帝相继走马般上任，思想控制反而更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因此，盛唐时期对于女子再婚问题的宽容，是中国法制史和社会习惯史中的特例，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