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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本纪》是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的第一篇（卷），在我国政治史、民族史与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帝本纪》中的“五帝”分别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他们之间具有密切的血缘联系，“黄帝”是始祖，“颛顼”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是黄帝之曾孙、玄嚣之孙、蟜极之子，“尧”是帝喾之子（名放勋），“舜”是昌意的七世孙（即黄帝的八世孙）。
五帝谱系图
“五帝”并不是中国古代原本就有的概念或提法，而是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完善的。但是，据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现，相当于“五帝”时期的历史时代是客观存在的。
在客观与逻辑意义上，《五帝本纪》反映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多重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涿鹿之战
历史认同是历史建构与历史重构的基础和前提。炎帝、黄帝等上古帝王，不见于《诗经》《尚书》的记载。炎帝、黄帝的记载，在流传文献中最早见于《国语·周语》。司马迁重新梳理勾勒历史，以黄帝为首重建上古史的谱系，既是对五方上帝神观念的扬弃，也是对人文历史认识的自觉化与理性化，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迪意义。
民族认同
舜帝南巡图
《五帝本纪》以人文化的视野重新审视传说历史，将“五帝”构筑为一个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历史，也是民族形成建立的历史。其中的民族认同，为后世历史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五帝”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体现了对历史的选择和重构，确认和凸显黄帝的历史地位，是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映。《五帝本纪》以家谱的形式重新梳理历史，既反映了民族认同的加深加剧，也体现了家国观念的发展以及家国一体格局进一步完善的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
文化认同
尧,舜,禹禅让图画像砖拓片
《五帝本纪》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标志是崇尚德行，推尊功业，重视教化。《五帝本纪》记载五帝的功业，都有教化的写照。黄帝“淳化鸟兽虫蛾”，颛顼“治气以教化”，帝喾“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尧“能明驯德”，舜“使布五教于四方”。“五帝”均能够德化四方，教化万民。这些奠定了内外兼修、本末赅备、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重要文化观念基础。
司马迁对“五帝”德行的建构和叙述，形象化地表达了理想的道德人格和价值理念，其中呈现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亘古不衰的主体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哲学史与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特征。
心理认同
《五帝本纪》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虽然其中还有不少龃龉之处。
《夏本纪》将“禹”作为昌意的三世孙（黄帝→昌意→颛顼→鲧→禹），是直接继承黄帝而来。《殷本纪》与《周本纪》中记载的殷始祖契、周始祖弃（后稷）分别是帝喾的次妃简狄吞燕卵与元妃姜嫄（原）履迹所生，事迹分别见于《诗经·玄鸟》《楚辞·天问》与《诗经·生民》，带有图腾崇拜的深刻烙印，当然也交织和混合着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思想信仰。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
三皇五帝图
这样，将历史上夏商周的三代，通过心理认同系结在“黄帝”的主干上，“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史记·三代世表》），从而使三代因革在血缘与文化上具有连续性，促使人们在心理上对国家统一性的认识不断加强。
这些都是在有意识地论述“五帝”“三代”“秦汉”一脉相承，都是黄帝的子孙与苗裔。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是，朝代可以更替，而国家不会灭亡，民族不会灭亡。
后来明清时期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概括的“亡国”与“亡天下”实际恰恰是朝代更迭与亡国、理想政治是否达成的区别。这种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也保证了中国历经战乱兵燹而绵延不绝的存在状态。
《五帝本纪》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历代官修史书与民间史书在反映这个历史时段时，大多保留或沿袭了《五帝本纪》的基本脉络和谱系框架，保持和巩固了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为奠定历史上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和经验智慧，影响深远，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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