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中国人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得以成型的一个重要基底期。而吴越争霸又是其中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且极具样本意义的一段历史。其间，道德的坚守与唾弃，人性的扭曲与挣扎，承诺与背叛的博弈，忠孝与仁义的抉择，汇成了万千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激起了无数心海狂澜，情丝乱缕。
所以，我用心理学的手术刀来解剖这段历史，也就有了这套“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这一幕幕已经过去的历史，彷佛是一个个活色生香的心理学实验。在这些不可复盘的“实验”中，楚平王、费无忌、太子建、伍子胥、阖闾、要离、孙武、楚昭王、勾践、夫差、伯嚭、 孔子、子贡、范蠡、文种、西施等诸色人等在独特的文化情境中本色“出演”，他们用生命经历的心灵抉择与命运煎熬，值得我们感同身受，更值得我们引以为镜。
历史心理小说第一人陈禹安说，“所谓历史，其实是一间巨大的心理实验室，一打开门，看到的却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在“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中，他把那些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心理挖掘的淋漓尽致。《鞭楚》记录的是在春秋末期，楚吴越三个南蛮国家数十年间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恩怨情仇的故事。楚国在楚平王当政的时候，重用佞臣费无忌。费无忌为了一己之私，先是撺弄楚平王诈夺为儿子太子建迎娶的秦国美女孟嬴，后来又离间楚平王和太子建的父子关系，终于导致太子建被废，亡命天涯。为了斩草除根，费无忌进一步鼓动楚平王杀害无辜的忠臣——太子太傅伍奢。伍奢的长子伍尚顾惜父子之情，主动陪父亲就死。但伍奢的次子伍子胥却不甘心接受昏君奸臣的摆布，怀着对故国故土的深仇大恨，历经千难万险，逃亡至楚国的敌国——吴国。为了借助吴国的力量为自己复仇，伍子胥殚精竭虑，帮助吴国的公子光刺杀吴王僚，成为吴国之王（即吴王阖闾）。此后，伍子胥又帮助阖闾筑建都城，延揽贤才，强兵富国，终于在苦苦等待了十六年之后，率领吴兵，势如破竹般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都。复仇的念头不但为伍子胥提供了永不枯竭的人生动力，也推动他冲破了所有世俗规则的束缚。他以楚国旧臣的身份，以下逆上，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楚国历代国君的宗庙，还将已经死去的楚平王掘坟鞭尸，畅快淋漓地报了自己的血海深仇，是为“鞭楚”。
但是，楚吴两国之间的仇恨却并没有因为伍子胥的复仇成功而消弭。相反，伍子胥的这一次复仇，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仇恨。吴国的另一个邻国越国，借着吴楚交兵的机会，对吴国的后方发起了攻击。吴王阖闾退兵回国休整后，为了报复越国，又亲率大军对越国发起了攻击。但是，阖闾过于托大，阴沟翻船，不慎被越国击败。英雄一世的阖闾本人也为这一次失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吴越两国由此结下了无法开解的血仇。重臣伍子胥扶立太子夫差继位。夫差朝夕不忘越人杀父之仇。在为父守丧三年后，他亲自出征，对越国发起了报复性的攻击。这一次，实力弱小的越国不再拥有前一次的幸运，被强悍无敌的吴国打回原形。越国精锐大部被歼。越王勾践深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既然无可幸免，他只能倾尽最后所剩的五千死士，与吴兵拼个玉石俱焚。但越国大夫文种利用吴国内部的矛盾，巧妙斡旋，争取到吴国宠臣伯嚭的鼎力支持，否定了伍子胥必要将越国赶尽杀绝的主张。机心暗藏的吴王夫差转而要求越王勾践偕同夫人到吴国为奴，为阖闾守墓，以期通过对勾践的人身侮辱来达至为父复仇的目的，是为“辱越”。
越王勾践在吴国忍受了三年的屈辱之后，最终赢得吴王夫差的信任，被夫差释放回到越国。
然后上演了一部被后世人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励志故事，这就是蒲松龄的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细细盘点整个中国历史，兵败被俘、屈身为奴的君主并非只有勾践一个，但能够坚忍不拔、忍辱负重、绝地反击、以弱胜强、实现惊天大逆转的，却只有勾践一人。勾践完成的这一举世无双的丰功伟业，就叫做“吞吴”。人们把勾践的成功称为“吞吴”。这一个“吞”字非常传神地表达了勾践所取得的成功的侥幸与不可思议。当我们比喻人心不足时，往往用“蛇吞象”来表达。一条小蛇和一头大象，相差何其之大，但是小蛇竟然想要吞象，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越吞吴”就等同于“蛇吞象”。因为长期以来，就实力而言，吴国不啻是一头大象，而越国只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小蛇。勾践之所以能够完成举世罕见的“蛇吞象”，也是和他自己的坚持不懈、永不放弃分不开的。这就是越王勾践的励志故事“吞吴”。
读春秋时代的故事，探究中国人性格形成的历史原因。
以史为镜，这是时下最流行的比《二号首长》还好看的官场斗争、职场励志小说。
这是很多读者“憋着尿”一口气看完的，比《明朝那些事儿》还好看的心理历史小说。
今天我们开始阅读心理吴越三部曲之二《辱越》第07——09节，继续读这些激荡人心的春秋人物故事。
07 为什么有了枪就想杀人？
伍子胥在得知了楚昭王的下落后，一刻也不想耽搁，他立即去见阖闾，说：“没有抓到楚王，就不算灭了楚国。我愿意率领一军，前往随国，将芈轸（楚昭王的名字）擒来见大王。”
伍子胥为什么要对楚昭王苦苦相逼，决不肯罢手呢？
除了楚平王和费无忌已死，不能以身偿债带来的巨大遗憾外，伍子胥还受到了武器效应这一独特的心理机制的影响。
所谓武器效应就是指诸如枪支之类的武器所具有的使攻击性思维和攻击性情绪得以增强的倾向。
博科维奇等人邀请了一群男学生参加一项假托为“应对紧张的生理反应”的实验。这些学生被两两分组，轮流对一些题目进行解答。比如，某个小组的一名男生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提升一位歌手的公众形象，而同组的另一名学生（回答者）则要回答如何使一个二手车销售员增加销量。当其中一人作出回答后，同组的伙伴（评判者）采用电击的形式来对这些回答进行反馈。如果评判者对回答者的答案满意，那么回答者会接受到一次强度最小的电击。反之，如果评判者对答案不满意，那么，回答者就可能受到不止一次，甚至高达七八次的电击，而且电击的强度会很大、持续时间会很长。回答者在忍受肉体痛苦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自尊心被严重挫伤的痛苦（因为其答案不被认可）。
这些身心都遭到重创的回答者自然会被激发出愤怒情绪。此后，他们得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与先前的评判者互换角色，让先前的评判者来充当回答者，而他们则拥有了评判的权力（亦即报复的权力）。
实验者安排充满愤怒情绪的评判者坐在一张空桌前。作为控制条件，桌子上放着两把羽毛球拍，而作为实验条件，桌子上则放着一把霰弹猎枪和一把左轮手枪。当桌子上放着羽毛球拍的时候，实验者会解释说这两把球拍只是另一个实验的道具，并明确告诉评判者无视球拍的存在。接下来，实验者将回答者已经写在纸上的答案给评判者。事实上，这只是实验者的一个幌子，每个评判者看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是实验者事先就准备好的，而不是所谓的回答者的真实答案。最后，实验者要求评判者阅读这些回答，并同样以电击的方式给予反馈。
实验结果表明，那些只受到轻微电击而没有被激发出愤怒情绪的参与者，即便在枪支存在的情况下，也没有表现出报复倾向。他们只对同伴进行了次数很少、强度很轻、持续时间很短的轻微电击。但是，对那些愤怒不已的参与者来说，羽毛球拍和枪支的影响就大为不同了。当桌上放着枪支而不是球拍时，他们作为报复手段的电击，无论是次数、强度，还是持续时间都同时大为增加。
博科维奇认为，这是一种新关联现象，枪支的存在起到了“启动”攻击性关联的作用。如果没有枪支，尽管也会存在报复，但报复的总体烈度可能会减少很多。
对于伍子胥来说，激发他苦苦紧逼的武器就是他所掌握的吴国军队。一支战斗力强悍，已经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的军队，相对于一刀一枪这样的具体物件，简直就是一件超级武器。正是这一超级武器的存在，使得伍子胥决不肯罢手，非要将楚昭王赶尽杀绝，才算是泄恨完毕。
看起来，伍子胥的行为有些过分了。他只在乎自己的情绪宣泄，将一己私仇放在了吴国的整体利益之上。从客观情况来看，吴国既然已经攻占了郢都，为了整体性地拥有楚国，应该施以安抚之策，昭告楚王政权的腐败无能，令其丧失民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平定楚国，揽为己有。如果一味对楚昭王赶尽杀绝，反而会激发楚人绝地反击之心，对吴军大为不利。
以阖闾的精明强干，应该不会同意他继续肆意妄为。但奇怪的是，阖闾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伍子胥出兵随国的要求。
这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阖闾在纵情美色后，已经变得昏庸不堪，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了吗？
显然不是。
如果我们记性不差的话，应该还记得当初伍子胥和伯嚭向阖闾力陈出兵时，阖闾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尽管伍子胥和伯嚭早就自外于楚国人的行列，但在阖闾等外人看来，他们身上的楚国气息是挥之不去的。
当初阖闾犹豫就是担心这两个人身为楚人，虽然极力撺掇自己攻打楚国，但都是为了报一己私仇，而不是真心想为吴国效力。所以，阖闾决不肯任用他们担当攻楚的主将。他不顾伍子胥的不满，宁可重用伍子胥推荐的孙武，却只让伍子胥作为副将。这就是外群体偏见的最典型体现。
伍子胥要想消除阖闾的这种外群体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原有群体（楚国及楚国君臣）冷酷无情。伍子胥提出要进兵随国，将楚昭王彻底消灭的做法，其实正好暗合了阖闾内心的隐秘需求。伍子胥对楚国人越是狠毒，就越是能洗清他的楚国气息；伍子胥对楚昭王越是无情，就越是能加深阖闾对他的信任。
伍子胥挥师北指，很快兵临随国的南鄙。他派人给随侯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周之子孙在汉川者，被楚吞噬殆尽。今天佑吴国，问罪于楚君。若出楚珍，与吴为好，汉阳之田，尽归于君，寡君与君世为兄弟，同事周室。
这封信看上去言辞柔和，并无威胁恫吓之语，但吴兵军威正盛，兵临城下本身就是无声的震慑。随侯收到信后，内心天人交战。他倒不是贪图能够分到楚国的汉阳之田，与吴王世代为兄弟。他只是担心，如果不交出楚昭王，随国又能够抗拒多久。
伍子胥的这封信极尽诱之以利之能事，但也反映了他内心一种危险的倾向。人总是很容易从自信走向过度自信。自攻楚以来，伍子胥在吴王阖闾面前有求必应，这就逐渐助长了他自作主张的决策倾向。这封信中提到的“汉阳之田，尽归于君，寡君与君世为兄弟，同事周室”，本该请示阖闾，征得同意后才能宣之于外的。然而，伍子胥独断专行，自己就做了这样的承诺。在他的潜意识中，认为阖闾理所当然会同意他的做法。但是，过犹不及。当伍子胥内心中这样的决策倾向愈演愈烈后，也就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了。
随侯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形势就摆在面前，用不着多费口舌，如果不交出楚昭王，必然是玉石俱焚；而要交出楚昭王，则又有违道德礼仪。随国君臣一时进退两难，楚国君臣看到这种纠结的情形，心知肚明，却也苦无良策。
正在这时，又一位响当当的君子站了出来。
此人正是楚昭王同父异母的庶兄子期。两人的亲缘系数为0.25，所以，面目颇有相像之处。子期挺身而出，对随侯说：“情势危急，别无他法。还是让我假扮成大王，随侯你就将我献给伍子胥，这样就能让随国免于灾祸了。”
壮哉，子期！
子期并不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只是觉得，在这样的生死存亡时刻，楚昭王的生命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只要楚昭王在，哪怕国土全部沦陷，楚国依然还在。所以，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得楚昭王的生存。
楚昭王再一次被深深感动。而最重要的是，在颠沛流离的磨难中，他慢慢明白了，这些忠心耿耿的臣下，之所以愿意前仆后继，不惜一死也要维护他的存在，其实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国君，而是因为身为国君的他，肩负着为整个楚国担当的重任。
子期是楚昭王的臣下，而随国是楚国的属国。按照道德的本意，两者都应该主动为保全君上而牺牲自我。子期的无私壮举顿时让内心摇摆不定的随国君臣羞愧不已。本来，他们已经逐渐倾向于献出楚昭王以逃过劫难，只是囿于面子而难以明言。况且，他们要是这么做，也不算是出头之鸟。楚国的诸多属国中蔡国、唐国都早已背叛，甚至追随吴军杀向楚国。随国难免也会产生“释放”的冲动。
子期的义举把他们逼进了墙角。作为楚国的属国，从道义上和子期一样，是负有无条件保护君上的责任与义务的。子期可以不惧一死，难道随国上下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吗？随侯心中的天平虽然渐渐地倾向了楚昭王这一侧，但他还是不能果断地作出决定。
在复杂的情境中，当自身无法做出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诉诸于更高等级的权威，而最高等级的权威非上天莫属。随侯最终决定召来太史，通过占卜，听一听上天的指示，再定凶吉取舍。
子期的行为还感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先前的家臣炉金。炉金也决定，一定要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在占卜中帮一帮故主。
08 说句实话骗死你
太史占卜的结果很快出来了：
平必陂，往必复；故勿弃，新勿欲。西邻为虎，东邻为肉。
前两句话很好懂。意思是说：“平原早晚会变成山坡，去了早晚会回来。老的东西不要丢弃，新的东西不要欲求。”而最后这句“西邻为虎，东邻为肉”则不知何指。
炉金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
卜辞大多含糊其辞，往往需要事后才能明确验证，很少有这样浅显易懂，指向明确的。
上天果然具有让人无条件服从的权威。随侯看了卜辞，再不犹疑，说：“楚故而吴新，鬼神已经很明显地宣示给我了。”
人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智慧，而是选择方向的勇气。随侯主张既定，应对伍子胥的办法随之而生。
这段话听上去清汤寡水，平平淡淡，似乎很难挡住吴国大军的攻城初衷。但令人称奇的是，就这么几句话却发挥了神奇的效力，必欲得楚昭王而后快的伍子胥竟然对此深信不疑，立即撤围，挥师直奔郑国而去。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实话”三个字起了最关键的作用。这样的一种说服策略可以称为袒露说服。袒露说服是对袒露互惠效应的一种巧妙运用。
一般而言，在说服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千方百计隐藏自己的弱点软肋，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处于相对弱势的这一方更是要严防死守，以免加重强势一方的贪欲。
对随国这个弹丸之国来说，其在实力上的弱小就是它最大的软肋。这个弱点决定了它既不敢得罪楚国，也不敢得罪吴国。但在这次说服中，随侯却堂而皇之地将这个耻辱的信息当做了说服的垫脚石——“说实话，如果楚王真的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是不敢不接纳的”。这句话的可信度极高，非但伍子胥，任何人听了都不会不信。而在这句话的背后，则又不言自明地隐含着另一句话：“说实话，我们连楚国也不敢得罪，又怎么敢得罪吴国呢？”
吴国将楚国打得大败，连楚昭王也不得不弃都逃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伍子胥信了第一句话后，就不可能不信隐含着的第二句话。道理很简单，如果随国敢公开撒谎，那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顶之灾。过度自信已久的伍子胥坚信随国人绝不敢欺骗自己。当然，与其说伍子胥是相信随国人，不如说他是相信自己的强悍实力。
紧接着的一句“楚王确实来过随国了，但现在已经转投其他地方去了”，半真半假，以真带假，也就随风顺势一起“卖”给了伍子胥，伍子胥当然是照单全收。
这也说明，对付强敌，其实并不需要硬碰硬，示弱足以克强。这还说明，当人们“说实话”的时候，说的往往不是实话。
伍子胥随即兵锋直指郑国，是有两个考虑。
首先，囊瓦兵败后在郑国避难是一个很确凿的消息。伍子胥既然相信随国人所说的“楚王已经转投他处”，那么，郑国就是一个可能性最大的落脚点。毕竟，人在落难时，总是会优先想起熟识的旧交。
其次，武器效应余波犹盛。当年伍子胥和太子建穷途末路时也曾在郑国安身。但太子建受了晋国人的蛊惑，意图颠覆郑国，占为己有。阴谋泄露后，伍子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仓皇逃窜入吴，而太子建则就此殒命。按照君子之道判断，太子建之死属于咎由自取，但伍子胥早已不再用君子之道作为判断的准绳了。他现在重兵在手，复仇之念更是炽烈无比。
此刻的郑国还是郑定公当国。他悉知这十数年来吴楚间的一切恩怨情由，新近更是获悉了伍子胥丧心病狂、杀人如麻的讯息，面对吴军悍兵压境，不免忧心忡忡。
郑定公的贤相游吉刚刚去世，朝中无人可以主持大局。郑定公本人年事已高，但也不得不亲自召集众大夫，商议如何应对。
对郑国人来说，由于自我服务偏见的存在，他们当然不会认为多年前处死太子建是招致此次兵患的缘由。于是，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避难于此的囊瓦。
囊瓦这个落难之人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可怜之人了。他有国难回，有家难归。他多年担任楚国令尹搜刮的奇珍异宝都已被吴人一抢而空，连他的妻妾侍婢，都惨遭蹂躏。这样的一个人，即便还在世上苟延残喘，又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幸福可言？
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囊瓦虽然是吴楚之战的受害者，但归根结底，他今日所承受的一切悲惨遭遇，都可以从他往日的胡作非为中找到根源。
郑国君臣上下，讨论的结果恰也如此。这样的认知判断正表明了人类在对事物进行归因时的一种特殊倾向。
人类的本能之一就是要对世界上的一切现象进行分析，追根究底，以找出其间的因果缘由。但是，世界万物实在是太过复杂，人类目前拥有的智能尚不能做到洞若观火，分毫不差。当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后，就逐渐形成了公平世界理论，从而以最小的认知成本实现了内心的协调、安宁。
所谓公平世界理论，就是指人类将整个世界运行的掌控权归结于某一个神秘莫测却又威力无边的权威主体。这个权威主体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称呼，或被称为上天，或被称为佛祖，或被称为上帝。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这个权威主体当然就是上天了。上天俯视一切，记录一切，评判一切。因为上天是公正无私的，你所作为或不作为的一切，都会对你的最终命运造成影响。具体到某个人类个体身上，无论富贵贫贱、快乐悲伤、健康疾患都是这个个体所应得的际遇，都是“自作自受”。
当公平世界理论成为共识，归咎于受害者这样的认知选择自然也随之而生了。当某一个体遭遇了无情的打击、痛苦的伤害，人们在对其表示同情的同时，也会认为这是他咎由自取、报应使然，尽管人们不一定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意外，也许是必然）。归咎于受害者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平复内心的不良情绪，而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放任某些不公正行径的继续存在。
当郑国君臣归咎于囊瓦后，他们对这个避难者就不再有任何同情，而将所有的压力全部转移给他。囊瓦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自杀。
在此，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楚昭王的幸运。如果没有血性忠臣子期，楚昭王难免也会死于随国君臣的归咎于受害者。
郑定公吩咐将囊瓦的尸体献给伍子胥，希望他就此退兵。但在武器效应驱动下的伍子胥早已杀红了眼，一定要灭掉郑国，为太子建报仇。他的这个决定，也表明他内心的过度自信已经弥漫到极其危险的程度。阖闾再信任他，再纵容他，都不会同意他利用吴国的兵力来为楚国的已故太子报仇。伍子胥在心灵的歧途上确实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
郑国众大夫眼看无法幸免，决定背城死战。
但郑定公却对吴兵的虎狼之勇十分恐惧。他说：“你们倒来看看郑国的兵马能不能打得过楚军？楚军如此强悍，都被吴兵轻松击溃，何况我们郑国？”
众大夫听了之后，哑口无言。虽然郑定公自揭其短，很不中听，但也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众大夫又再商议，最后决定公开下令，发动民间力量，征求有能力击退吴兵的高人。郑定公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有能退吴军者，寡人愿与分国而治。”
分国而治，等于是分出半个国家。这样做，虽然要损失一半的国土，但总比整个国土都沦陷于伍子胥之手要好得多。
民间果然藏龙卧虎。悬令三日，真有一人前来求见郑定公。郑定公一阵狂喜，立即召见。
郑定公问他：“卿要退吴兵，需用战车、兵马多少？”
注意，郑定公对一介平民用的这个“卿”字本属越格抬爱，但也正说明了“礼下于人，必有求于人”的心理定式。
此人貌不惊人，口气却很大，竟然回答说：“我不用一兵一卒，也无须一颗军粮，只要给我一根船桨，我出去唱几句小调，吴兵自然就退了。”
郑定公的眼珠差点掉了出来。如果这样就能击退吴国的虎狼之师，那么郑国称霸天下也不就易如反掌了吗？
心理感悟：人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智慧，而是选择方向的勇气。
09 陈年老债也得还
郑定公将信将疑，但一时别无他法，只好死马当成活马医，依言给这个人准备了一根船桨，对他说：“你如果能退了吴师，寡人不吝重赏。”这句话的称呼和口气和乍一见面时大为不同，可见郑定公内心实在是底气不足，以为此人不过是前去白白送死罢了。
这个人从城墙上垂挂而下，直入吴军，手中舞动船桨，口中反复作歌道：
芦中人！芦中人！腰间宝剑七星纹。不记渡江时，麦饭鲍鱼羹？
吴军士卒见了这幅怪象，不敢怠慢，立即将他擒下，押去见主将伍子胥。此人毫不反抗，也毫不惊慌，兀自口中作歌不息。
伍子胥正在军帐中席地而坐，老远就听到了“芦中人”这首歌，内心惊疑不定。原来，这辈子只有一个人用“芦中人”称呼过伍子胥，而这个人早在十六年前就死了。
军士将这个歌者押入帐中，伍子胥急忙站了起来，问道：“足下是何人？”
“足下”二字，对于一介平民来说，已经是尊称。伍子胥用了这两个字，说明他不敢丝毫怠慢面前的这个貌不惊人且又素不相识的人。
这个人举起手中的船桨，挥舞了两下，说：“将军，难道您没看出我手中的是什么吗？我是鄂渚渔丈人的儿子！”
果然是债主来了！
当年，伍子胥带着公子胜仓皇出逃，在鄂渚这个地方，大江截断去路，幸赖渔丈人热心摆渡，还从家里取来麦饭鲍鱼羹，让伍子胥和公子胜饱餐一顿。渔丈人最终却因伍子胥说错了一句话而自杀明志。伍子胥因渔丈人而生，渔丈人却因伍子胥而死。多年来，这件事一直令伍子胥耿耿于怀，内愧于心。伍子胥在吴国得到重用后，在互惠规范的驱动下，早就想有所回报，但终究不得其便。
人类最为普遍的道德准则就是互惠。施惠者在施惠的同时，即便自身不图回报，也在无形中对受惠者施加了回报的压力。受惠者必得有所回报，才能达致内心的协调。
眼前的渔丈人之子正是立基于此，有恃无恐地前来索讨伍子胥当年欠下的恩情债。他所拿的船桨就是一件要激起伍子胥回忆当年的有力道具，而他所唱的歌，正表明了他自己如假包换的身份。
当年，渔丈人在帮助伍子胥渡江后，又急匆匆赶回家备取食物。这一路上，他兴奋异常。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贱草民，竟然机缘巧合参与到楚国当时的头号重大事件中，甚至能决定身为贵族阶层的伍子胥的命运，渔丈人兴奋难抑，极为渴望将这个难得一遇的荣耀宣示于外。但他又深知，一旦自己走漏了风声，不但伍子胥可能因此而落网，自己一家也难免受到株连。
当时风俗，贫苦大众如渔夫樵夫等，均喜欢高歌吟唱，抒发感情。如《诗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记载的歌谣中就有不少是劳动人民所作。这个渔丈人在保密与炫耀两种情绪的夹击促动下，忍不住就用隐语唱了出来。
他在家中等待家人备饭时，唱的就是：“芦中人！芦中人！腰间宝剑七星纹。不记渡江时，麦饭鲍鱼羹？”（芦中人是渔丈人对伍子胥的即兴称呼；渔丈人眼尖，早已窥见伍子胥腰间七星纹的宝剑，故而一并入歌；麦饭鲍鱼羹则是渔丈人正要为伍子胥准备的大餐）
渔丈人的神情有几分神秘，又有几分得意。家人一加细问，他却又闭口不答。过了一会儿，又反复吟唱起来。只是谁也不知道，这首歌就此成了他这一生中的绝唱。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个渔丈人是否具备写诗的才华。其实他在初遇伍子胥的时候，就随口用诗一般的歌谣来与伍子胥暗通款曲，早已证明了他的即时创作能力（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渔丈人之子就在家里听到了父亲反复吟唱而牢记在心。而父亲随后端着饭食，匆匆兴奋而去，却一去不返，只在大江边发现了那艘倒覆的渡船。
渔丈人的家人知道他必已罹难，却一直不知详细缘由。等到后来伍子胥在吴国大显身手，名扬天下，其事迹慢慢传播开来，渔丈人的家人再与渔丈人生前留下的绝唱一对照，整个事件的脉络自然就水落石出。
在伍子胥大兵压境之前，渔丈人之子因躲避兵乱而迁居郑国，正好看到了郑定公的求贤榜文。他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所以，他不要一兵一卒，只拿着一根船桨，就来面见伍子胥，想要凭父亲当年的恩德余荫来劝退吴国的虎狼之师。
伍子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泪水不由自主地充溢眼眶，对渔丈人之子说：“我因你的父亲而生，你的父亲却因我而死，我一直想着回报一二，只恨找不到办法。幸好今天你来了。你说说，你来见我，有什么想法？”
渔丈人的儿子直截了当地说：“我也没有别的请求。我们郑国害怕将军您的兵威，在国内公告，如有能退吴军者，与国君分国而治。我想起了先人曾与将军有过仓促之遇，只是希望将军您能赦免郑国。”
说实话，渔丈人之子索取的这个回报有点大。但是，在互惠规范的巨大压力下，伍子胥如果加以拒绝，就会一辈子也难以心安。他又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能够有今天，全是你父亲所赐。上天苍苍，救命之恩，岂敢或忘！”
伍子胥当即下令，解围而去。这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快意恩仇！千载之后，抚今追昔，仍令人热血神往，唏嘘不已。
伍子胥此时正处于人生的巅峰，过度自信的他并不知道，他已经犯下了这一生中第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夜之间，吴军尽退。渔丈人之子志得意满，来见郑定公。
郑定公又惊又喜，当即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将百里之地分封给渔丈人之子。这个凭借一根船桨、一首歌谣而得了一场大富贵的人，从此也被称为“渔大夫”。
郑定公当初承诺要“分国而治”，而整个郑国远远不止两百里土地，为什么郑定公只分封了一百里的土地给渔丈人之子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承诺缩水的现象呢？
在郑定公病急乱投医之际，只要有人能够在吴国铁甲下挽救郑国和他本人，哪怕只给自己留下一百里土地，其他的都作为解围的报酬，他也愿意成交。但一旦大功告成，郑定公的认知就因为情境时势的转变而发生了变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渔丈人之子最初以故弄玄虚的神奇面貌出现，但其说退吴师的过程却太过平淡，这也使得他这一场堪称惊天大说服的壮举黯然失色。包括郑定公在内的其他人，都认为渔丈人之子的成功实在来得太容易了。而轻轻松松的成功，显然是不应该获得极大的报酬的。毕竟，这是一个“公平的世界”。
渔丈人之子虎头蛇尾的包装术使得恩惠的时效不对等认知在极短的时间内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也导致他只能得到远小于当初承诺的一百里土地（后世三国的诸葛亮最善于神秘化的包装，连一场必然要来的东风，也被精心饰造为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向老天相借而来，从而成就了一场奇功。详见“心理三国”三部曲之《心理诸葛》）。
但平心而论，一百里的土地已经不算小了，很多得蒙周王朝赐封的诸侯国也不过只有一百里土地。渔丈人之子这个草根平民，凭借父亲当年的一念之慈而轻松获得的这一场荣华富贵，也不得不令人慨叹“积善之家，必有馀庆”。
伍子胥引兵退去，仍是四处打探楚昭王的下落，必欲得之而后快。
而楚昭王在随国则获得了难得的安定。当肉体结束了颠沛流离，思想往往就开始了长途跋涉。在这一段时间里，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楚昭王变得少言寡欲，久久地沉浸在不断的反思中。
楚昭王早早被立为太子，接受了当时楚国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但正如后世西哲王尔德所言：“教育是件极好的事。但是最好时常记住一点：任何值得认识的事物都不是可以教授的。”
是啊，那些治国之道、御下之术，若没有仁厚智慧的心灵响应，是不可能从书本走向实践的。经历与磨难，才是最好的人生课堂。囊瓦、蓝尹斖、斗怀则是最好的老师，正是他们肆无忌惮的“言传身教”，让楚昭王饱受痛苦折磨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今是昨非，什么叫世道人心。
到目前为止，这楚昭王可谓是整个“心理吴越”三部曲中最幸运的人。他总是能够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几乎没有一次例外。
楚昭王也终于明白，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君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什么天降祥瑞，真正的国之重宝、国之根本正是子西、子期、王孙繇于、斗辛、斗巢这样一些傲然不屈的铁骨君子。
就在流亡随国的这一段日子里，楚昭王完成了他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转变。他已经彻底领悟到为君之道。正所谓，千山万水走遍，千辛万苦尝遍，千头万绪思遍，再回头才发现，所有的沧海桑田，都比不上内心的转变。
只是，山河已经破碎，国都已经沦丧，曾经深受上天宠爱的楚昭王，还能拥有重头再来的机会吗？
心理感悟：人生的悟点才是真正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