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奢因直谏获罪，楚平王怕他两个儿子报仇，骗他说：“能叫你的两个儿子前来，就放你。”接到父亲的来信，伍子胥说“楚王召我们前去，不是让父亲活命，而是要铲草除根以绝后患。与此全死，不如逃命，以待来日。”但伍尚说“父命不可违。我去尽义，你来复仇。”于是伍尚慨然赴死，而伍子胥逃往国外。其后四处流浪，甚至乞讨街头。最终借吴人之力，一举击溃楚国。把荒淫无道的楚平王从坟墓中掘出，鞭尸三百，终解灭门大恨。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评价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对他这种不缚于道义而灵活变动的做法还是赞许的。但这种引他国之兵报个人之私仇无疑就是灭大义而成小义，与秦桧之流的投敌卖国应该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无论如何，鞭尸的做法也未免过于残忍无道。对于吴国来说，伍子胥的到来固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伍子胥带兵攻克楚国后不得人心的做法同时也使吴军在楚国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甚至于秦国连也看不下去，终于发兵赶跑吴人。对于伍之胥的这种做法是该佩服他那不屈的复仇之心还是谴责他引狼入室的糊涂行为？
后来吴、越纷争。先是越王勾践在姑苏大败吴军，伤吴王阖庐指，使他病疮而死。死前，阖庐对太子夫差说：“不要忘记勾践的杀父之仇。”客观的说，当时的吴国要更强大一点，它对战国七雄的楚国都可以战而胜之，并差点灭了它，越国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三年后，两国再战，越国大败。夫差本可以灭越国以绝后患，但太宰伯嚭接受越国的厚礼，为越国说好话。夫差耳软，准备接受越国“委国为臣妾”的求和请求。伍子胥上谏说：“越王为人能够忍辱负重，现在不灭，以后一定追悔莫及。”夫差不听。
过了五年，齐景公死，大臣们争权夺势，而新王又很稚嫩。吴王夫差想兴师北伐。伍子胥又规劝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定是想有所作为。此人不死，后患无穷。越国对于吴国，是心腹之患。弃越而伐齐，不是太荒谬了？”但是吴王不听。不过还好，吴军在对齐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伍子胥在吴王夫差心目中的地位就降低了。
又过了四年，吴王夫差又想遣师北伐。越王勾践也假惺惺地派兵助阵，并用重金贿赂贪婪无用的吴太宰伯嚭，让他为越国说好话。夫差中计。这时，已被吴王疏远的伍子胥又一次搬出他那“心腹之患”的理论。夫差很恼火，但顾及他是前王老臣，又对吴国功勋彰著，就打发他出使齐国。伍子胥知道吴国必亡，但万不该的是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人鲍牧。这不谛于是自动为小人制造叛国之口实。于是伯嚭乘机大进谗言，吴王夫差赐剑让伍子胥自刎。死前，伍子胥还对他的门人留下遗言：“择吾眼县（同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伍子胥列传》）
在这件事上，伍子胥的做法同样悖误的厉害。假如他真的感激吴王阖庐的知遇之恩，就该全心全意地辅佐他的儿子，与夫差共进退、同生死。许多历史上义士就是这样成就自己的威名的。但伍子胥不是，他把儿子送住齐国。这样一来，吴王夫差也就只能杀了他――对帝王来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他的背叛。后来，伍子胥死后还要把自己的坟墓建在梓（地名，为越军攻吴必经之地），把眼睛悬于吴都城的东门之上，以观吴国之败，这就未免太过分了。这时，他已经把吴先主阖庐对他的知遇之恩完全抛在脑后，怎么看都像个怨妇被抛弃后那种歇斯底理的表情。比干剖心，但从未诅咒殷商之覆灭；岳飞屈死风波亭，而报国之心未减。小人伯嚭给吴王进谗说伍子胥“专愎”，这倒是事实。伍子胥太把自己当回事，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为人臣子，而臣子的第一要旨便是岳飞所说的“精忠报国”。伍子胥直言上谏说明他的忠心，而最终由于受害而转为怨恨却说明他的不忠。我们该同情他的忠诚而受害还是反对他的受害而怨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