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让是颖川人，颖川在现在河南禹州。赵忠是安平人，安平在现在的河北安平。二人都是从小入宫，做了太监。汉桓帝时升为小黄门，还是处于宦官集团的中下层。在当时与外威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先后都受到皇帝的赏识，得到超乎寻常的提拔重用。汉顺帝的皇后是梁氏，梁氏的父亲梁商被顺帝任用为大将军，掌握军事大权，外威势力崛起。梁商死后，他的儿子梁冀继任为大将军，威势震天下。顺帝驾崩，二岁的冲帝继住，梁氏作为皇太后I临朝听政，当然要宠信自己的兄弟。梁冀为大将军参录尚书总揽朝政。冲帝登基后不到半年即去世，梁冀已经操纵了废立皇帝的大权，由他做主，拥立渤海王的儿子刘缵当了皇帝，就是质帝。质帝当时虽然年仅八岁，但是比较聪慧，从梁冀的所作所为已经看出这位大将军的骄奢蛮横，不过他毕竞是小孩子，不懂得韬晦之术，竟然对着众多朝臣指责梁冀是“跋扈将军”。梁冀不能容忍这个小皇帝对自己的不敬，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同时也为了消除将来的隐患，命令手下把鸩毒放进食物当中送给质帝，可怜质帝登上帝位仅仅一年半，就被梁冀给毒死了。梁冀随后又一手操纵迎立十五岁的刘志为新皇帝，即汉桓帝。桓帝在位的前十三年，朝政还是由梁冀一手把持。随着年龄的增长，桓帝对梁氏外成的怨恨与日俱增。处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消灭势力强大的梁氏集团，只有依靠皇帝身边的亲信宦官。桓帝与五名宦官唐衡、单超、左倌、徐璜、具瑷密谋，决心诛除梁冀。桓帝派黄门令具瑷率领御林军包围梁冀府宅，梁冀被迫自杀，其朝中党羽也多被牵连，不死即罢官，东汉最大的外戚集团被一举摧毁。由于宦官在这一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唐衡等五名宦官被同日封为侯爵，史称“五侯”。后人有诗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人五侯家。”诗中的“五侯”，就是说的唐衡等五人。而赵忠因为参与这场行动，也被封为都乡侯，崭露头角。
永康元年（168年），桓帝病死，十二岁的刘宏即位，是为灵帝。年少无知的灵帝对朝夕侍候在身边的宦官们特别宠信，对张让、赵忠更是言听计从，心甘情愿地听宦官们摆布，甚至对人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张让、赵忠又援引夏恽、郭胜、孙平璋、毕岚、栗嵩、段硅、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宦官，封侯进爵，权倾朝野。这十二名宦官就是有名的“十二常侍”，而他们的首领就是张让和赵忠。
张让、赵忠等人得势后大肆搜刮天下钱财，一方面出于其贪婪的本性，一方面也“得益”于皇帝的喜好。灵帝即位前仅为侯爵，家境也不济。当了皇帝后，对理论上的帝王“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太相信，他要亲自把钱财收到自己名下，然后再购置大片田地房产，这样才放心。要办这些事，还得依靠亲信的宦官。他放手让张让、赵忠等宦官搜刮民间钱财，大肆聚敛，把皇家的御苑西园作为自己的私家库藏，把搜刮来的钱财全都存进西园。张让、赵忠等人为灵帝设计了许多聚财的名目，例如，各郡国上缴的赋税，要另缴一份“导行费”，输入皇帝的中署。这样各地在原先缴纳的赋税之外，还要加上额外的一笔负担。他们还从官吏身上做文章，规定刺史及二千石的官员升迁都要缴纳所谓“修宫钱”，凡新任官吏都要先到西园接官职大小交纳一定的银两才准许上任，以致有的官员因为交不起银两被逼自尽。
到了光和元年（178年），张让、赵忠又怂恿灵帝卖官鬻爵，在西园明码标价，公开收钱出卖官职。《后汉书·灵帝纪》中有一段系引自《山阳公载记》，标有当时卖官的价码，年俸二千石米的官职，索价为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米的官职，索价为四百万钱。至于县令则按各县的情况议价，到富县的价格高，到穷县的价格低。如当时交不足钱，还可以赊账，到任后再偿还。这就势必导致买官者当官后变本加厉地搜刮当地百姓，利用官位和权力攫取比买官价格更多的钱财。廷尉崔烈花了五百万钱，被任为司徒，任职拜见灵帝时，灵帝又后悔钱收少了，觉得应该收他一千万。张让、赵忠为了捞到更多的钱财，故意频繁地任免官吏，以最大限度地榨取油水，一个官员到任不久，就被换下来，由另一个新官接替，以致有的州郡长官一月之内要更换数次人选。这样迫使各级官员买官上任后就急不可待地搜刮百姓，聚敛财富，不然就亏本了。
皇帝和宦官们靠着种种手段聚敛的钱财多得放不下，在西园专门建了一座“万金堂”，堆满了金银珍宝。灵帝派人到他老家，封候时居住的河间，花钱购置了大片的土地，建造起家华的宅第。张让、赵忠等宦官也不甘落在皇帝后面，他们变着法子敛财。中平二年（185年）洛阳南宫失火，大火烧了半个月，随后城西广阳门也倒塌。张让、赵忠认为弄钱的机会来了，于是以重修宫殿为借口，通过灵帝下令全国增加赋税，按土地每亩增收十钱。还征用太原、河东等郡县的木料和石材运达京师。各地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把征用的物品送到京城后，却往往遭到张让、赵忠手下宦官们的敲诈勒索，故意说进贡的东西不合乎要求，目的无非是索取高额的贿赂。不给他们送礼进贡，就拒收征调的木、石材料，以致大批的木材堆积在京城，时间长了都朽烂不堪。张让、赵忠等宦官们打着工程的旗号，赚足了贿银。
在宦官们的教唆下，昏庸无能的汉灵帝除了千方百计地从民间敛财以外，就只懂得玩乐。宦官让人在后宫建立了一个集市，让宫女们扮做买卖人，灵帝也穿上商人的服饰到集市上游逛，或在酒店里饮酒作乐。他不满足于现有的宫殿，让张让、赵忠等宦官大兴土木，兴建新的宫室楼阁，装点得豪华绚丽，耗费了无数的民力和财力。张让、赵忠等人也利用包揽这些工程的机会，对地方上横征暴敛，从中渔利。
张让、赵忠借着皇帝的宠信，权势显耀，无人可比。不要说张让、赵忠本人，就连他们的家人也不可一世，富贵逼人。陕西扶风富豪孟佗为能结交张让、赵忠，就是先厚金贿赂张让总管家内事务的家奴，并千方百计满足总管的所有要求。总管十分感激，就问孟佗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孟佗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能当众向我拜一拜。”因为张让的权势煊赫，每天求见他的人很多，上百辆的车子排成长队，都需要经过总管这一关才能受到张让的接见。有一天，孟佗也来求见张让，却故意来得很晚，排在数百人后面，张让的总管见到孟佗，急忙率领一帮手下人前去叩拜孟佗，并十分恭敬地把孟佗迎进张宅。当时在场的人认为孟佗与张让的关系非同一般，都争相向孟佗送上各种珍宝。孟佗拜见张让时，把所收受的一部分财物献给张让，张让十分高兴，又加上总管的美言，马上决定任用孟佗为凉州刺史。
张让、赵忠实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对于敢于对抗他们的人，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陷害。由于豫州刺史王允向灵帝报告张让有与黄巾军交往的嫌疑，张让对王允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借故把王允抓进牢中，只是因为大将军何进和太尉袁隗、司徒杨赐等人联名上书向皇帝求情，王允才未被杀害。后来灵帝下诏大赦天下，但由于张让故意发难，惟有王允不准赦免。
张让之父病故后归葬到老家颍川，很多人慑于张让的威势都去参加葬礼，但是州郡的名士们多数是有气节的，竞无人前去，张让非常生气。后来有个名士叫陈宴前去吊唁，才使张让有了一点面子。不久，陈宴被牵连进党争中，面临被诛杀的危险，张让通过自己的活动，使陈定免除了杀身之祸。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病死，十四岁的皇子刘辩继任皇帝，即汉少帝。灵帝的皇后何氏作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何太后的哥哥何进作为大将军入朝辅政。赵忠等人害怕何进当政削弱宦官的权力，就和宦官蹇硕密谋设计除掉何进，并废黜少帝，另立皇子刘协当皇帝。不料事情败露，蹇硕被何进捕杀。劝说何进把宦官全都杀掉。但遭到何太后的反对，她认为汉朝的重要制度之一就是由宦官统领禁军，是祖宗传下来的家法，不应当废除。在袁绍的极力说服下，何进召集以并州牧、泰山太守王匡、董军太守桥瑁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带兵进京，又派武孟都尉丁原火烧孟津，火光直逼京城，各路兵马打出的旗号都是要求诛灭宦官，迫使何太后同意。何大后慑于当时情势，只好下令罢免全部小宦官。袁绍又派人到处抓捕宦官的亲属。张让见大事不好，急忙设法避难。张让的儿媳是何太后之妹，他跪拜在儿媳面前说：“老臣犯了罪，本应和您一块回归老家，只是我家世受皇恩，现在要离开宫廷，内心不忍，我请求再次进宫，能面见太后和皇上，然后再去送死也没有遗憾了。”儿媳把张让的话转达给何太后，太后同意让诸常侍入宫当值。
到了八月，何进入宫，要求太后尽行诛杀宦官，他们谈话的内容被张让派人偷听到，张让知道何进的打算后急忙召集常侍段硅、毕岚等数十名宦官，各持兵器埋伏在尚书省，把何进包围住。张让当面斥责何进说：“先帝曾经与太后不和，几乎要废除后位，是我们这些人向先帝哭诉求救，并分别拿出家财千万献上，取悦先帝，都是为了保全你们何家。现在你却要加害于我们，不是太过分了吗？”说罢，宦官渠穆挥剑杀了何进。
张让等杀掉何进后，又伪造皇帝诏书，下令罢免袁绍和王允。尚书觉得事出可疑，要求面见大将军何进共议国事。张让令人把何进首级抛出，说：“何进要谋反，已经被诛杀。”何进的部将吴匡、张璋，是何进一向信任的心腹，听说何进被杀，即与虎贲中郎将袁术一起合兵攻打宫门，放火焚烧南宫九龙门以及东西宫，迫使张让等人出宫。张让、段硅等宦官无奈，于是劫持着太后、少帝及陈留王刘协逃往北宫。袁绍带兵赶到朱雀门下，逮捕了赵忠等人，又引兵攻人北宫，宣布凡是宦官一律格杀勿论，甚至一些不是宦官没有胡须的人也被误杀，共杀死两千多人。张让、段硅等人挟持少帝和陈留王从洛阳城北门仓皇出逃。尚书卢植等人率兵紧追，直至黄河边，一路杀掉宦官多人。张让、段硅等知道已无路可逃，全都投河自杀。至此，以张让、赵忠为首的东汉宦官集团遭到彻底覆灭。同时，东汉王朝也从此走上败亡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