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混乱、最持久的一段分裂割据时期。从１８９年董卓乱汉到５８９年杨广南下灭陈重新统一中国，中间整整经历了４００年的混乱纷争。但这段时期也并不都是分裂的局面，２６５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史称西晋，２８０年，晋武帝司马炎出兵灭吴，重新统一中国。但西晋却是个短命的王朝。公元３１６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愍帝司马邺被匈奴俘虏，旋即遇害，西晋亡国，前后仅有６０年。西晋灭亡后出现了五胡十六国与东晋的对立、南北朝的对立，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晋的短命而亡，使中国长期在黑暗中潜行？可以说西晋中后期的八王之乱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八王之乱，顾名思义是西晋的八个宗王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而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从公元２９１年到３０６年前后历经十六年。但八王之乱并不单纯是战场上的厮杀，它还包括朝廷中的勾心斗角和宫廷中的血腥阴谋。而这一系列的事件均是环环相扣的，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也必能究其因。
八王之乱的产生源于晋武帝为稳固王朝而采取的一些防范措施，只是事态没有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向发展。
秦汉时期中国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一直存在一股与中央相对抗的政治势力＆ｎｏｔ；＆ｎｏｔ；＆ｎｏｔ；——地方大姓。东汉中后期，中央的集权力量衰落，地方大姓势力趁势而起，他们以血缘为纽带结成宗族团体，内部关系极为紧密。一个宗族往往推举该地的大姓担任族长，族长负有保护族人的职责，对内，制定严格的族约来约束族人，族长是道德的仲裁者和法规的执行者；对外，组织军事武装保护宗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宗族组织是独立于王朝地方行政体制之外的，地方大姓借此就实际上掌握了地方政权。他们凭借这种势力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依附人口，与国家形成竞争关系，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中古时期，土地和人口为国家生存之本，而对土地和人口的私占既是对国家的挑战与削弱，也是分裂割据的潜在因素。此外地方大姓一般世代传经，有极好的家学渊源，这使他们有了文化优势，他们凭借对文化的垄断操纵乡论，主持选举，不断向中央渗透，形成世代为官的世家大族。可以说东汉后期的世家大族已经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魏文帝曹丕颁行九品官人法，以吏部控制官吏选举，试图利用中央集权的力量加强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控制，但由于在具体操作上出现偏差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此确定了门阀士族的世袭性，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到西晋建立时，居于权力核心的几乎都是世家大族，他们全面掌控政局。晋武帝曾说自己“本诸生家，传礼来久”，由此而知司马氏为世家大族无疑。这种政治格局直接影响到西晋以后的政局发展。
西晋的建立没有经过大规模战争的洗礼，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外部江南地区还未统一。摆在称帝后的司马炎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政权巩固问题。司马炎以异姓大族篡夺了曹氏的江山，执政后他十分担心别的大族会以同样的方式颠覆自己的政权。同时世家大族的地方性及对中央朝廷的分权也是司马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皇权与门阀士族间的矛盾已然成为困扰晋武帝司马炎的一块心病。要想解决这一矛盾，他唯有加强作为第一家族的皇室的力量，即分封家族成员为王。
曹魏的覆车之鉴也强化了他封建宗室的决心。史书称，曹魏“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由此可知，曹魏宗王皆有其名而无其实，不但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严密监视，毫无人身自由可言，更别提掌控军队拱卫皇室了。所以面对司马氏的权力侵蚀，遭到禁锢的曹魏诸王毫无抵抗力，最终末帝高贵乡公被司马炎弑杀，曹魏孤立而亡。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司马炎，决心“思改覆车”，防止篡位故事重演。
晋武帝的封建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泰始元年（２６５），刚代魏自立武帝就封王二十七人，由于司马炎的儿子此时年纪尚小，这此分封的大多是其祖父司马懿的后裔，其中有皇叔祖一人，皇叔父六人，皇从伯叔父十五人，皇从父兄弟二人，皇弟三人。司马炎建立了王国置军制度，大国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五百人。但是，被封诸王都没有之国，这就出现了“而今诸王有立国之名，而无襟带之实”的情形。对此唐长孺先生指出：“当时虽然分封诸王，却都没有就国，王国置军也是空文。”
司马炎的首次分封没有起到藩屏皇室的作用，这引起了朝臣的担忧，让诸王就藩之国成为大家的共识，为此他们纷纷上书。与此同时，齐王司马攸屡屡威胁到司马衷的太子地位也促使武帝做此决定。齐王攸为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的同母弟，司马师无后，以攸为嗣。后司马师暴亡，其弟昭接替他的相国之位，继之掌权。司马昭认为自己之所以能上台完全得益于司马师，于是经常提到“此景王（司马师）之天下也”，爱屋及乌他十分宠爱司马攸，每见攸，则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司马攸的小名）坐也”，对其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司马攸还曾因此威胁到司马炎的帝位，在议立世子时，司马昭曾“属意于攸”，只是在朝臣立嫡以长的呼声中才立司马炎为世子，如此武帝之位乃定。所以司马攸虽为武帝之弟，但却是他潜在的对手，武帝对之也是小心提防。
司马炎虽然保住了帝位，不想攸却又威胁到他的长子司马衷的太子之位。司马衷虽贵为太子，但其智商不高，曾被称为白痴，近年史学界虽屡有为其辨白的文章出现，但“惠帝不慧”却是大体符合事实的。《晋书＆＃８２２６；惠帝纪》记有两则惠帝的“趣事”：帝尝在华林园，闻蛤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及天下荒乱，百姓多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肉粥）？”朝中诸臣对武帝立不慧的司马衷为太子颇有微词，和峤、卫瓘等重臣还多次上书请求重议太子之选，但都被武帝拒绝。咸宁三年（２７７），武帝病重，时诸子并弱，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想拥司马攸上台，只是后来武帝转危为安，才没有得逞。但武帝对此颇为恼怒，于是近臣杨珧、荀勖劝武帝把司马攸下放之国，以保太子之位。武帝以此为契机改封诸王：以“平原、汝南、琅玡、扶风、齐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为次国。”并且规定各王为都督者，各徙封国靠近督区，无官者皆遣就国。至此“国皆置军”的措施得到落实，而“移封就镇”更是把地方的行政权与军事权拱手让与宗王，使他们的权势大大增强。
考察泰始分封我们可以看出，受封者大部分为宣帝子嗣，他们虽为皇室，但与武帝血统相较，毕竟为疏宗，司马炎对他们并不是完全信任。因此在咸宁分封中，武帝采取诸种措施限制、削弱非武帝系宗王。他规定“非皇子不王”的封建原则，把封国资格限定为自己的直系血统；实行推恩分封，逐步罢减王国军队，削弱现有诸王的军事实力，规定“大国始封之君罢下军，曾孙又罢下军，次国始封子孙亦罢下军，其余皆以一军为常”。由此可见，武帝对宗王的态度一直比较犹豫，既想利用他们来维护皇室，又不敢放手使用。
随着身体的日益衰弱，加之太子司马衷“不慧”，司马炎迫切需要强化宗王特别是皇子诸王的力量，于是有了第三次分封。太康十年（２８９）十一月，身患重病的武帝采用心腹旧臣王佑的建议，改封诸王：“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立皇子乂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孙遹为广陵王。”这次分封皆不以郡为国，对此杨光辉的见解颇有见地，他认为这是封皇子为区域王的标志，他还指出，被封的皇子王出仕者则督方面重镇，留洛者则统辖禁军，他们的政治军事实力都得到进一步加强。从此之后，诸王“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具备了呼风唤雨的能力。
武帝的这次分封还加剧了宣帝及宣帝兄弟之子诸王（宗室王）和武帝之子诸王（皇子王）的矛盾。司马炎虽为西晋的开国之君，但他并非汉高祖刘邦那样的王朝的奠基者，晋王朝的根基是由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打下的，司马炎只是坐享其成而已，从司马炎登基后尊以上三人为帝即可看出他们的作用。司马炎的帝位既然说服力不足，那么宣帝子孙们也就似乎有权利做一下白日梦了，有人认为自己也应有问鼎皇位的资格，即使这一要求不合封建礼法，那么他们获得实权，参与政权治理的要求应该是合情合理的罢。但武帝削弱宗室王，加强皇子王的措施却使这种要求也变得渺茫了。这不可避免的要使这两派宗王之间产生矛盾，这种矛盾甚至贯穿八王之乱的始终。
晋武帝司马炎为避免异姓篡夺导致皇统中绝，采用“封同姓”的方法，培植了宗王势力。宗王虽然是解决问题的一副猛药，但一分药半分毒，宗王有了拱卫皇室的实权，同时也使他们有了犯上作乱的资本，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前车之鉴。因此他在倚重宗王的同时也有所防范。
他娶贾南风为司马衷的太子妃，培植了太子妃党。这此次结亲完全是政治婚姻。贾南风非但不漂亮，而且相当丑陋，据史书记载她“丑而短黑”，全无作为一国之后的风采。不仅如此贾南风还嫉妒、酷虐，曾经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贾南风丑陋凶残，但出生在一个好家庭。贾南风之父贾充为西晋开国功臣，早在曹魏末年他就投靠司马炎，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末帝高贵乡公就是死在他的手下，这为司马炎称帝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立有奇功的贾充，入晋之后自然贵极人臣，成为武帝最为信任的朝臣，不仅如此在他周围还聚集着一批大臣，他们唯贾充马首是瞻，形成一股政治派别。更重要的，贾充已将一个女儿许配给齐王攸，如果充、攸二人进一步结成政治联盟，武帝或太子的皇位恐怕难以保住。而武帝以贾南风为太子妃就可以通过她结援贾充，并通过贾充笼络他的死党，从而巩固自己的皇位，并作为太子将来登基的依靠。
此外武帝临死之前又极力提拔重用杨皇后之父杨骏，形成外戚党。这样武帝死后西晋政坛上就有宗王党、太子妃党、外戚党三种政治势力，武帝的初衷是让这三种力量相互牵制，以期达到力量的平衡，从而保全司马衷的太子之位。但事与愿违，他尸骨未寒，这三股力量便展开了殊死争斗。
二
首先挑起事端的是外戚杨骏。武帝临死前，下诏想让杨骏与宗室元老汝南王司马亮夹辅皇室，共同辅佐太子司马衷。但杨骏权力欲极强，并不想与人分享权力，他从中书监华廙那里借来诏书，假称观看，却藏匿不还，华廙数次讨要，中不肯归还。很快武帝弥留不省人事，在杨后的帮助下，杨骏召来华廙，口宣帝旨，使作遗诏，自任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出司马亮镇许昌，把亮排挤出中央，独专朝政。宗王在中央的代表被打压，这势必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不仅如此，杨骏还变本加厉的排斥宗王于最高权力之外，他在重要部门安插亲信，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更加激化了他与宗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被一直跃跃欲试的贾南风所利用，从而生出一系列的宫廷流血事件。
永熙元年（２９０），惠帝继位后，作为外戚权力来源的皇帝诏命，就由原皇后之父杨骏之手转移到新任皇后贾南风手中了。这也是贾后能够兴风作乱的源头。贾后把“少年果锐，多立威刑”的楚王司马玮召回洛阳，矫诏使之诛杀杨骏。杨骏的亲信朱振向他献计：烧云龙门，索肇事者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兵及外营兵，拥冀皇太子，入宫取奸人。但杨骏极其懦弱，犹豫不决，反而珍惜起宫门来：“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烧之？”在骏逡巡犹豫之时，司马玮的军队已冲入府中，骏慌忙藏到马厩中，但仍不免一死。贾后随即诛杀杨骏的亲党，皆诛三族，死者数千人，并且她连杨太后也不放过。杨太后为杨骏之女，武帝前任皇后、惠帝之母杨氏的表妹，她虽为太后，为婆，贾后为皇后，为媳，但贾后长之两岁，且比她早入宫。时杨骏被围于太傅府，太后在布帛上写上“救太傅者有赏”的字样，用弓箭射到城外，希望收买人心，救杨骏一命，贾后获知消息后将之归于同谋罪，废为庶人，囚禁在永宁宫。贾后还残忍的将杨后的母亲庞氏处死。行刑之日太后抱持号叫，截发跪拜，向贾后称妾，但没有得到狠心贾后的宽恕。不久，贾后断绝杨后的食物供应，使她活活饿死。即便杨后死后，贾南风仍不放过她，贾后信巫术，怕太后在阴间会向武帝告状，于是“覆而殡之”，并在杨后身上放满符书药物厌胜之物，防止她翻身向己寻仇。
杨骏灭后，朝政大权并没有随之转移到贾后手中。朝臣们推举汝南王亮和元老大臣卫瓘联合辅政，贾后的政治野心并未得到满足。对此贾后自然不会满足，她又利用宗王内部元老亮与新锐玮的矛盾，矫诏使楚王玮杀掉汝南王亮，并顺便除掉与己素有芥蒂的卫瓘。就在楚王玮获胜之际，贾后宣称玮矫诏，众人皆丢掉兵器逃走，玮左右无复一人，窘迫不知所为，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贾后以“矫制害二公，又欲诛灭朝臣，图谋不轨”之罪将楚王玮处死。至此贾后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轻而易举的把外戚、宗王、朝臣玩的团团转，并借刀杀人，把政敌一个个消灭，而自己却毫发无伤。追根溯源这都归因于她口含天宪，手握惠帝昭命，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武帝用于拱卫皇室的宗王对此毫无办法，根本无衅可寻，而贾后却从中得利，从此独操权柄。经过一番腥风血雨之后，形势暂时归于平静，贾后任用贤臣张华、裴頠和她的亲党贾模、贾谧等共管机要。由于张华的“弥缝遣缺”，加之裴頠、贾模的顶力配合，从元康元年（２９１）到元康九年（２９９）这八、九年间，“虽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静。”
经过几年的平静，元康九年西晋政局再起波澜。这次动乱的导火索是贾后废掉并杀害了太子司马遹。惠帝不慧、贾后专权、宗王受压制虽都已经成为事实，但西晋王朝仍姓司马是死去的武帝和宗王们所能接受的心理底线。因为他们还有太子司马遹，只要司马遹能顺利继位，他们就能重新夺回对国家的控制，重振司马氏的统治。可以说司马遹是整个司马皇室的希望与寄托。晋武帝司马炎对这个孙子也非常看好，据史书记载：司马遹幼而聪慧，武帝爱之，尝对群臣称太子似宣帝。当时望气者称广陵有天子气，于是武帝封司马遹为广陵王。武帝想以遹继承大统的想法就昭然若揭了。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司马遹的顽劣性情日益滋长。他不喜欢读书，还不尊敬自己的老师，对尽心规劝者，则以恶作剧戏耍之。一次中舍人杜赐又苦口婆心地来劝诫太子，遹却在杜赐所坐的毯子下放满针来折磨他。不仅如此，太子司马遹花钱大手大脚，常常超额预支东宫月钱，他还假扮商人在西园中卖葵菜、鸡、面之类的东西来获利。
其实以上这些所作所为，都可以看作是遹青春期躁动的正常表现，若假以时日，稍加成熟，再加上朝臣的监督，有可能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但他刚烈的性情及与贾谧的矛盾却使他失去了这个机会。贾谧是贾充的嗣子，其实贾充并没有儿子，谧是充的女儿、贾南风之妹贾午的儿子，贾充临死时怕自己绝后，就请武帝额外恩准纳外孙贾谧为嗣子。有着显赫家世的贾谧少年轻狂，经常目中无人，而他与年纪相仿的太子就成了针尖对麦芒的冤家，两人经常为一些小事吵的不开开交。太子的亲信也曾劝司马遹对贾谧要退避三舍、委屈忍让以防矛盾激化，但太子不能纳。贾谧则在贾后那里诬陷司马遹：太子广买田业，多蓄私财以结小人者，为贾氏故也。密闻其言云：“皇后万岁后，吾当鱼肉之。”若公共汽车晏驾，彼居大位，依杨氏故事，诛臣等而废后于金墉（洛阳城西北角的金墉城），如反手耳。并劝贾后“不如早为之所，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依杨氏故事”一语肯定深深刺痛了贾后，想到杨太后死时的惨状，贾后也不禁毛骨悚然，于是下定决心要除掉太子。一日，贾后诈称惠帝身体欠安，让太子入宫探视，太子到后即被引领到别室。贾后以惠帝的名义遣小婢陈舞赐太子以酒枣，把他灌醉，又使人拿来一副字让太子抄写，此时太子已经神志不清，只得照做。其实他写的是：“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共邀：克期两发，勿疑犹豫，以至后患。”太子迷醉不觉，有的字甚至写不成形，既而补成之。虽然在这副字中疑点重重，然惠帝原本没有主见又受贾后蛊惑，于是决定赐死太子，后经群臣大力保举，才免于一死，改为囚禁于金墉城。但贾后不会轻易放过他，在毒杀、断食等一些手段都没奏效之后，她派人用棒子把太子活活打死。
太子被杀，司马氏的江山受到威胁，宗王们自然要义无反顾的采取行动。但皇子诸王大都督镇地方，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此鞭长莫及。宗室王赵王司马伦身处京师又统领禁军，遂成为政变的发起者。赵王伦是宣帝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与惠帝血缘较远，又无卓越的功勋，本无法取得高位，但因缘巧合使他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戒于杨骏压抑宗王迅速败亡的教训，贾后当政后对宗王采取分化的办法，压制血缘较近的皇子王，大肆启用宣帝系的宗室王。赵王伦因“谄事中宫”，赢得了贾后的好感，被委以禁军统领。太子司马遹被废之后，他的亲信四处营救，司马雅等人找到赵王伦，提出废贾后、复太子的计划。赵王伦虽表面上允诺了司马雅等人，但仍对太子怀有戒心。考虑到太子可能对自己投靠贾后的举动怀有“宿怒”，为免后患，他挑唆贾谧加速杀害太子的步伐。而太子被杀的消息甫一传出，赵王伦就联合齐王冏发动宫廷政变，以金屑酒赐贾后死，并大肆捕杀贾后亲党，贾谧、贾午等人皆被严刑拷打至死，太子妃党随之陨落。司马伦成为司马氏江山的拯救者，他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把一切军政大权均揽于手中，独专朝政。但人的权力欲是无止境的，司马伦的野心也逐渐膨胀，永宁元年（３０１），他逼惠帝退位，很不伦地称之为太上皇，自己做了皇帝。至此，西晋的政坛的变动仅仅局限在宫廷中。
三
赵王伦的篡位破坏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游戏规则”，使西晋皇统由武帝一系转移到宣帝系，剥夺了皇子诸王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于是这些原本督镇各地的宗王，怀着不同的目的参与到内战中，从此战乱规模不断扩大，战场从洛阳、长安延展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
自赵王伦废晋惠帝称帝开始，西晋政坛进入最混乱的一段时期，先后出现几个宗王交替执政的局面。先是，永宁元年三月，出镇许昌的齐王冏起兵讨伐赵王伦，他得到镇邺的成都王颖和镇守关中的河间王颙的响应，号称“三王起义”。
那么为何由齐王冏带头起兵及为何是这三王联合呢，这其中也是大有文章的。前面提到宗室王与皇子王是有矛盾的，但这种矛盾仅限于争夺权力的过程中，赵王伦以宗室王的身份称帝后，与宗室王的合作关系即转变为矛盾，他这一举动势必引起两派宗王的共同声讨。齐王冏是武帝弟齐王攸之子，在血缘上属于武帝系，但因攸过继给司马师，在统属上他又属宗室王。这种两属的身份使他易于被两方接受，此外冏父攸生前为朝望之所在，这也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好感。而武帝诸子中实力最强的成都王颖原本最有资格起兵伐伦，但因为血缘太近，贸然当带头大哥容易使人生出夺位的怀疑。河间王颙参与其中则是他见风使舵的结果。他原本是支持赵王伦的，在起兵之前他还把齐王冏派来的使者抓去送给赵王伦，并要派兵救伦，但后来看到冏、颖“兵盛”才临时改变主意。
当三王大军浩浩荡荡的向洛阳进军时，洛阳城中司马伦的亲信、禁军将领王舆也倒戈反伦，他杀掉司马伦，迎惠帝复辟。齐王冏入洛，声势颇为浩大，据史书记载：“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惠帝拜冏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加九赐这一作为人臣的最高荣誉，以表彰他的救主之功。成都王颖为避威主之嫌，以母疾归藩，返回督区邺城。于是齐王冏“众望所归”地留洛辅政。
齐王冏上台得益于他两属的身份，同样他的败灭也源于此。执政之后他仍与宗室王交往密切，对此皇子王必心存怀疑，因此冏执政的地位并不稳固。成都王颖返回邺城也并不代表他无心争权。返邺之前，长沙王乂就曾对他说：“天下者，先帝之业也，王宜维之”，已经透露出反冏的杀机。执政后齐王冏的自大则加速了他们行动的步伐。齐王冏沉湎于酒色，坐拜百官，选举不均，惟宠亲昵，并且他欲久专大权，立年仅８岁的清河王司马覃为太子，这引起有皇位继承资格的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的强烈不满。 河间王颙在“三王起义”中就与齐王冏存有过节，一直害怕冏坐大后对己不利，也想除掉他。此时他再次使出见风使舵的本领，投靠成都王颖，上表请废冏还第，以颖为宰辅，并发布檄文，使司马乂讨冏。其实他也是有私心的：他以乂弱冏强，希望乂为冏所擒，然后以乂为辞，宣告四方，共讨之，因废帝立颖，己为宰相，专制天下。但事态并未按照河间王颙的计划发展。太安元年（３０２）十二月，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分别从关中、冀州起兵讨冏，但洛阳城中的司马乂率先入宫攻打司马冏，并最终擒杀了他。战事还未开打就已结束。由于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都不愿离开自己的根据地，他们分别返回关中、邺城，而长沙王乂则继续留在洛阳辅政。虽然长沙王乂为武帝第六子，于颖为长，但毕竟实力不如颖，因此他事无巨细“皆就邺咨之”。于是形成了长沙王乂居洛阳执政，成都王颖在邺城遥加控制的局面。至此皇子王经历长期的压抑后，终于居于主导地位。
长沙王乂和成都王颖，是当时仅存的武帝五子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由他们二人来辅助惠帝似乎可以确保武帝系皇统的不坠。但宗室王却也不甘心就此退出争夺，宗室王的代表河间王颙再次使出挑拨离间的手段。颙是宣帝弟安平王司马孚的孙子，长期都督重镇关中。关中地区历来是战略要地，西晋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督将的人选自然非常重视，武帝之世就有“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的规定，司马颙能以宗室王的身份长期督镇于此，说明他是实力派的宗王。但宗室王的身份也制约了他进一步的权力追求，要想有所作为只得依附于皇子诸王，但寄人篱下，难免不快，于是他就靠挑拨政治对手间的矛盾来寻求机会。
前面提到他曾想利用长沙王乂来扶正成都王颖，以便自己能登上高位，但没能成功。此时二王当政，他再次动起了心眼。司马颖掌权后“恃功骄奢，百度废弛，甚于冏时”，“方恣其欲，而惮长沙王乂在内”，这一切都被司马颙看在眼里。他以立司马颖为皇太弟为诱饵，唆使颖举兵反乂，颖果然中计。太安二年（３０３）八月，借口司马乂“论功不平”，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同时发动对洛阳的攻势。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七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则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南向洛阳，鼓声闻数百里，司马乂能指挥的洛阳军队则不下数万人，这是八王之乱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结。
首先到达洛阳的是张方，长沙王乂拥着惠帝在洛阳以西的十三里桥巡视，九月，他们派皇甫商在宜阳阻击张方。张方趁皇甫商立足未稳之际，突然发兵进行突袭，皇甫商接战不及，大败而归。但张方并未罢休，他趁势冲入洛阳城中，烧毁清明、开阳二门，死者数以万计。此时司马颖的大将牵秀也逼近洛阳，但初一接战即被长沙王乂击败于缑氏。随后石超带领牵秀再次进逼缑氏，但牵秀又一次被打败。
十月，司马颖使陆机率领马咸进攻建春门。司马乂的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机军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大将贾崇等十六人被杀，”石超也被迫遁去。陆机的这次失利也直接导致了他的被杀。陆机，江南人，家世显赫，其祖陆逊、其父陆抗均为东吴大将，他和弟弟陆云则以文学显于当世，他们也留下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但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之后，作为江南大姓的陆氏在中央就倍受歧视，陆机、陆云兄弟背负着重振家族雄风的目的北上，投入成都王颖的府中。陆机被任命为这次进攻洛阳的统帅，但这并不能使他的处境改变多少，司马颖的部将就曾当面呼之为“貉奴”，对他进行侮辱。建春门战败之后，顿时流言满天飞，牵秀、王阐、郝昌、公师籓都称陆机有二心于长沙王乂，将要谋反。三人成虎，成都王颖经不住众人的蛊惑，收杀了陆机、陆云兄弟。
司马乂又奉惠帝进攻张方，张方的军队远远望见皇帝的乘舆，非常惊恐，皆退走，张方也无法阻止，遂大败，死亡五千余人。随后张方退屯十三里桥，众人非常恐惧，都想趁着夜色逃跑，张方却不以为然：“胜负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今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于是“夜潜进，逼洛城七里，筑垒数重，外引廪谷以足军食。乂既战胜，以为方不足忧。闻方垒成，引兵攻之，”遭到失败。
此时双方进入僵持阶段，谁都无法击败对方，在洛阳的朝臣们以乂、颖为兄弟，“可辞说而释”，于是派中书令王衍前往游说，但二人都不同意首先撤兵。和解不成，战事再起，颖进兵逼京师，张方挖断千金堨，导致洛阳的水碓（利用水利的舂米工具）都干涸无法正常工作。无奈之下，司马乂命令“王公奴婢手舂给兵，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公私穷踧，”米达到一石万钱的高价，洛阳城内出现了粮荒。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长沙王乂仍与司马颖大战不已，并屡屡获胜，前后斩获六、七万人，张方也非常泄气，“以为洛阳未可克，欲还长安”。但因兵力悬殊，洛阳一直处于包围之中，重压之下洛阳内部发生分裂。司空东海王司马越勾结禁军将领把司马乂囚禁在金墉城，向外军求和。于是城门大开，司马颖和张方的军队入城，但司马乂的军队“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乂以拒颖。越惧，欲杀乂以绝众心。”但为防引起众怒，他决定借刀杀人，派人偷偷告知张方关押司马乂的地点所在，张方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报仇的机会，把乂抓来，用火把他活活烤死，“乂冤痛之声达于左右，方军士亦为之流涕”。在争权的八个宗王当中，司马乂是比较有才能的，他的被杀也表明西晋大局已无望了。
获胜者的权势如愿以偿的得到加强，河间王颙被拜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司马颖则以丞相之职控制朝政，随后又被立为皇太弟，正式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他仍回到根据地邺城，政治中心也因此转移到邺城。投诚的司马越则被任为尚书令，留在洛阳主持日常事务。
司马颖执政后，任用宦官，政治黑暗，大失人心。对此在洛阳的司马越也是极为不满，司马越之所以不满还因为以他为首的洛阳朝廷已被司马颖架空，只是徒有虚名的摆设。此外对司马颖不满的还有中央禁军。为加强对洛阳的控制，司马颖决定清除殿中禁军势力，他“谴从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此外颖还以亲信控制宫省，用来监视惠帝，同时司马越及朝臣，也被完全掌控在手中。这两派受压制的势力都有消灭司马颖的主观愿望，但仅凭一派的力量很难实现这一目的。颖远在邺城，以宿卫宫省为职责的禁军师出无名，朝臣固然可利用司马颖的无君犯上制造出军理由，但又苦于无兵可用。而二者联合则可优势互补，何况他们还有惠帝可以利用。
永兴元年（３０４）七月，司马越与右卫将军陈眕统率洛阳的禁军，拥戴惠帝讨伐司马颖。皇帝亲征，影响自然巨大，司马越又向各地发布檄文，“赴者云集”，到达安阳时，兵力已经达到十余万人。听到这一消息，邺中大怖，人心思动，并且司马颖内部对于是否接战也是意见不一。东安王繇建议：“天子亲征，宜罢甲缟素，出迎请罪”，这显然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但司马颖决意应战。司马越一方，此时陈眕的两个弟弟从邺城逃回，宣称邺城内人心涣散，军民都已经逃散，于是王师不复戒备。两军在荡阴接战，司马颖大将石超率军突然进攻，越军疏于防备，阵形大乱，石超趁势猛攻，万箭齐发，“矢及乘舆，百官分散，帝伤颊，中三矢，亡六玺”。越军惨败，惠帝被俘入邺，司马越则逃往自己的封国。
东海王越虽然在此前的争斗中一直未闻其名，但他的实力不可小觑。他是宣帝弟东武城侯司马馗的孙子，司马馗临终只以侯爵就封，说明他也没什么威望，但越的父亲高密王司马泰的影响力就已经很大了。惠帝初年，贾后诛楚王玮时，他原本准备施以援手，但经部下劝告，选择了按兵不动，这无疑是对贾后极大的支持。因为对于处置楚王玮，贾后并无十足的把握。其时司马玮掌握禁军，其兄弟诸王大都督抚重镇，实力强大，如果司马泰中途救援，很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无疑会给贾后带来灭顶之灾。但司马泰适时地选择了中立，贾后趁机用皇权强大的威慑力迅速解决掉惊慌失措的司马玮，并诬之以“矫诏”，这样武帝系诸王也无衅可寻，贾后顺利地独掌朝政。从此司马泰官运亨通，先后任太尉、守尚书令、宗师，成为贾后执政时宗王中实力最强的。就在此时，司马泰逐步把自己的四个儿子引入政坛，长子司马越一直任职中央，成为朝臣的代表，腾、略、模三子则分别督镇地方，成为握有实权的地方实力派，并且四人在历次斗争中互通声气、互相支援，所以在视宗王生命为草芥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实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提升。
司马越逃回封国就是他要反扑的信号。同月，越的亲信幽州刺史王浚与越弟并州刺史司马腾联合鲜卑、乌桓族人进攻邺城。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仍保留着原来的部落兵制，战斗力惊人，司马颖很快被打败，据史书记载：“邺中大惊，百僚奔走，士庶分散”。亲信卢志劝颖赶快奉惠帝返回洛阳，但颖的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的安逸不肯离开，耽搁了宝贵的时间，最终颖与惠帝虽乘牛车仓皇上路，但身边的军队早已所剩无几。出发时过于仓促，随行人员甚至来不及准备途中的食物，惠帝面临着饿肚子的境遇。幸好侍中黄门在背囊中夹带着三千吊的私钱，帝“诏贷之”，皇帝向臣下借钱买饭吃，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吧。宫人拿来一点粗米饭和“燥蒜盐豉（一种咸菜）以进帝，帝啖之。”行进到获嘉时，宫人买来粗米饭，“盛以瓦盆”以进帝，景象颇为凄凉。途中经过司马皇室的老家温县，惠帝前往拜祭祖陵，但丢了一只鞋，只得从随从那借来一只。跪在祖陵之前，数日的委屈心酸一并涌上心头，被人称为白痴的惠帝放声大哭，“左右唏嘘”。
历经磨难，惠帝和司马颖终于抵达首都洛阳，但他们的“霉运”并没有结束。早在荡阴之战时，河间王颙派张方进攻洛阳，以便支援司马颖，但没想到司马越很快失败并逃走，这使洛阳形成政治真空，于是张方趁机占领洛阳。而司马颖与惠帝到达洛阳之后随即被张方控制。司马颙费尽心机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当然不会放过。十一月，他命令张方裹挟惠帝及司马颖等迁都长安，这样他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优势。不久，司马颙废司马颖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实际上掌控了朝政。西晋又进入河间王颙短暂专政的时期。
此时司马越正在徐州休养生息，随时准备东山再起。就实力对比来看，越明显要强于司马颙：其弟高密王略都督青州，东赢公腾坐镇并州，平昌公司马模取代司马颖占据冀州，司马越从弟范阳王司马虓都督重镇豫州，再加上控制北藩的王浚的支持，司马越实际上已成为关东地区的霸主；而司马颙仅据西北一隅，军事实力明显处于下风，且其军队大都掌握在张方手中。
永兴二年（３０５）七月，司马越在山东起兵，打出迎惠帝返洛的旗号，进攻关中。司马颙急忙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抵抗，他甚至再次启用被废的司马颖。但山东军节节胜利，在司马越强大的军事重压之下，颙的心里防线彻底崩溃。司马越派出说客，告诉司马颙只要杀掉张方即可停止进军，颙信以为真，但司马越背信弃义，继续进军，司马颖、司马颙只得成为待宰的羔羊，相继被杀。光熙元年（３０６）五月，惠帝返回洛阳，司马越开始执政，“八王之乱”也就此结束。
在这次动乱中，诸王为填补皇权留下的空缺，纷争不已，却忽略了胡族与门阀的发展。当尘埃落定，司马越掌权时，中原地区的宗王势力被扫荡一空，国家疲敝，而鲜卑、匈奴、羯氐已悄悄进入王朝腹地，他们轻而易举的消灭了西晋的残余势力，从此神州陆沉，五胡乱中华。侥幸过江南渡的“五马”则由于势单力薄，被强大起来的门阀士族玩弄于股掌之间，司马氏的权力不可避免地下移到异姓大族手中，只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异姓大族才没有改朝换代，而是平行于甚至凌驾于司马氏皇权，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此一家的门阀政治。
附 录：西晋八王及司马越家族世系
１、司马防——宣帝懿，安平王孚，东武城侯馗
２、宣帝懿——景帝师，文帝昭，汝南王亮，琅邪王伷 ，赵王伦
２、安平王孚——太原王瑰
２、东武城侯馗——高密王泰
３、文帝昭——（一）武帝炎，齐王攸
３、琅邪王伷——琅邪王觐
３、太原王瑰——河间王颙
３、高密王泰——东海王越，高密王略，新蔡王腾，南阳王模
４、（一）武帝炎——（二）惠帝衷，楚王玮，长沙王乂，吴王晏，成都王颖，（三）怀帝炽
４、齐王攸——齐王冏
４、琅邪王觐 东晋元帝睿
５、吴王晏—— （四）愍帝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