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因何而死：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离世。关于他的死，袁宏《后汉纪》卷三十、陈寿《三国志》本传称其“以忧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则记为“太祖馈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范晔《后汉书・荀传》所载与《魏氏春秋》略同。尽管诸史对荀之死的记载不一，然而不论是认为他死于“忧”抑是认为他死于“药”，均是将荀之死看作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的必然后果。荀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弃袁绍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间为曹操统一天下不遗余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与曹操结为儿女亲家，可以说是曹操的核心成员，且深知曹操之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将走上人生顶峰、踌躇满志之时坚决反对，从而自陷于死地呢？后世关于荀之死的论议，也大多承认荀忠心于汉室。然而，令论者难解的是，荀既忠心于汉，又何必辅佐曹操，这岂非自相矛盾吗？这引发了历代论者长时间的讨论。
《三国志・荀传》裴注中记载了所谓“世论”：“世之论者，多讥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世之论者”对荀之死持以“讥”的态度，认为荀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魏倾汉，其晚年改节忠汉，盖出于愧疚之心。
裴松之为晋宋之际人，距荀之死已近二百年，所谓“世之论者”当指这一时期的议论者。魏晋南朝士族一脉相承，祖宗人物之论与家族地位甚为相关，尤其是在门第升降之时更是如此。颇疑此“世论”与晋宋之际的特殊政局有关。当时门阀政治的条件消失，旧有的家族格局处于变动之中，荀后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讼魏晋封爵排位旧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延及祖祢”，还“常自衿荫籍之美”，对琅邪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宣明”即时为执政的陈郡谢晦。对于荀伯子的做法，“世人以此非之”。对荀之“讥”，许便是时人对荀伯子“深相谤毁、延及祖祢”的报复。
至唐代，杜牧《题荀文若传后》云：“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杜牧对荀之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邀名”是荀立晚节的动机。司马光反驳此说不合人情：“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口所言邪！用是贬，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天良未泯”的角度来解释荀阻止曹操加九锡、晋爵魏公的行为。他说：“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侧然者也。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孙明君认为荀死于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现实出发，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拥护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与旧王朝藕断丝连，所以荀死于困惑与矛盾。此论从个人心态出发，对荀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较古人责以君臣之义，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观点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延续。
以上诸家都把荀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无论是对“苍生”还是对“汉室”，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与第一类看法相比，第二类看法带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显深刻。其实，无论是前一类看法，还是后一类看法，讨论的视线均聚焦于荀个人的心境、志向、谋略上，如此讨论，只会将荀之死的意义局限在他个体生命的意义上。荀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所引发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荀之死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因而，对荀之死的理解，必须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之死所隐喻的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