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哲学，注定了他要在历史的舞台扮演白脸之奸相、乱世之奸雄的角色。事实也确是如此。尽管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中，把曹操描绘成“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但在明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奸诈嘴脸，却在后来更是深入了人心。这也是千百年来民间舆论对曹操的评价。记得一位高级领导人在“文革”蒙难时，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成的。”此话虽不十分准确，但却表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民众舆论的力量，那就是“众口烁金”的力量。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曹雪芹借《红楼梦》中贾雨村之口，说出了很有意思的，也很著名的正邪两赋论：“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则世治，劫生则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秀灵，天地之正气，仁者所乘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所乘也。”且不论这个“正邪两赋论”正确与否，曹雪芹能把自己的同宗先人划归至大恶者一类，足以证明千百年来人们对曹操的评价了。
但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文化领域便掀起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而风源则来自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位领导人就明确提出要为曹操翻案，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
“大跃进”时期，这位领导人对曹操的公开赞扬则更多了。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这位领导人除了自己读《三国志》外，还反反复复地向高级干部们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
最高领导人要为曹操翻案的意图，得到了中国高级文人的积极回应。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顶着众多高级头衔的郭沫若，在1959年发表的历史剧《蔡文姬》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都对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
在《蔡文姬》的剧本中，曹操被塑造成了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形象，全然不见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狡诈多疑的乱世奸贼的嘴脸，而国家也在他的治理下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景况。
这位科学院长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曹丞相为人是蛮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此时正值1959年大办“人民公社”，颂扬“三面红旗”的高潮中，《蔡文姬》一剧也将曹操当年接受了羽林监枣祗的屯田建议，建置屯田的行为比附称赞。（“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
最初，在当时的《羊城晚报》上发表的《蔡文姬》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殊不知，此时正是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跃进”时期，也正是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随后带来了饿死人的三年“大饥荒”。
历史剧从来都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意义。郭沫若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屈原》，是反专制之作，而五十年代所写的《蔡文姬》，则是为“曹操”歌功颂德之作，并为自己曾有过的“个人主义”向“曹操”忏悔。他在《蔡文姬》剧本的序中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这位科学院院长后来为了迎合最高领导人个人对中国历史朝代人物的好恶，而多次改变自己曾经的观点。他为被否定的中国历史朝代人物翻案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为秦始皇翻案等等。
由于郭沫若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当年的中国文化领域便刮起了一股翻案风。正是这种混淆是非曲直的翻案，给后来的社会道德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为曹操翻案的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才很值得人们去深入分析与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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