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上一篇文章，说到旧时河南某地的关帝庙，有一副对联，是这样评价关云长的：“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老实讲，在所有的关帝庙里，都是极颂其武艺功勋，操行德守，忠贞刚烈，义薄云天的光辉，还少见这样两分法看待关羽的持平之论。
关羽投降曹操这个污点，和关羽成为神灵的不朽形象，这是一个令文学家难以为之圆其说的矛盾。有一出京剧，叫《古城会》，就表演的这段故事。在芒砀山落草的张飞，因为关羽降过曹操，不信任他，一时间产生出要杀掉他的念头。他也为无法辩白而苦恼，怎么讲，他是真正投降了的。正好，蔡阳追来，为关云长洗清自己，献上了一颗头颅，一刀下去，兄弟尽释前嫌。
当时，诸侯混战，盗贼蜂起，争城夺地，干戈不息。背叛或者投降，反戈一击或者不告而别，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最着名的例子，便是吕布。他一杀义父丁原，再杀也是他拜为义父的董卓，连眼皮也不眨一下的。张飞与他对阵时，骂他是“三姓家奴”，算是责备得厉害的了。看来张飞不仅猛，还很具有革命大批判精神，一下子揭了吕布的老底。
再譬如刘备，投吕布时，对付过曹操；奔曹操后，回过头来共除吕布；在曹操麾下效力时，讨伐袁术；依托袁绍时，又与曹操为敌。不到十年期间，变幻莫测，真称得上是朝秦暮楚，但这一切似乎和叛降了无关系，只不过被看作权术罢了。
至于曹操属下的文臣武将，很多都是从对立阵营被曹操招降纳叛来的。如张辽原事吕布，如徐晃是杨奉部下，如张郃为袁绍旧臣，如庞德乃马超袍泽，如文聘曾事刘表……至于那位大谋士贾诩，曾经和曹操作过对，最后也投到曹操手下，至此也已是三易其主；至于许攸，则是官渡战役中背袁向曹投诚，并献计立了大功的。这些人，谁也没有觉得他们的行为，有什么荒谬的地方？
张飞要杀关羽，就因为他降了曹操。他之所以那样怒不可遏，是从结义弟兄这一点上不能饶恕他的背信弃义。如果没有拜过把子，成为异姓手足，情同生死，张飞也许不会对关羽耿耿于怀了。
关羽降曹后，在许都，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礼遇优渥，有收买笼络之心不计在内，其余将领对关羽也是敬服的。没有因他背叛刘备而看不起他。只有一个例外，那是蔡阳，后来被关羽祭了刀，倒使关张和好如初，兄弟相聚了。
种种迹象表明，在三国，或者还往后的年代里，放下武器投降，或者背叛原先的主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西方人观念中，认为生命价值是高于一切，如果确实再战斗下去惟有死亡一途的话，那么缴枪投降，按照日内瓦公约，作为战俘，要求敌方应以人道主义待之，是极其正常的。根据关羽被曹军围困在土山的情况，还有刘备的两位夫人在，他放下青龙偃月刀，是无可非议的。
但后来的中国人，讲究气节，讲究到偏执的程度，就过分了。若从这个角度，关羽哪怕有一丝动摇，都属于叛变行为。应该在土山上杀身成仁，马革裹尸，誓死捍卫，抵抗投降。所以，张飞把关羽杀掉，绝对是可能的。试想，在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认定，凡曾在白区工作过的，都是叛徒，不是叛徒才怪，多少人为此关进牛棚，饱受凌辱，屈打成招，含恨而死，便是这种极端偏执的思想所造成的。那当然是绝顶荒唐的逻辑，可一时间却成了十分正经的革命行动。
所以，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对关羽降曹这一节操问题，就颇费周章了。因为写小说的时候，国人已经到了被礼教束缚得快要窒息的地步。连妇女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地钉在贞节牌坊上了，何况反臣贼子，叛兵降将乎？于是把东汉建安年间不是太当回事的事，弄得严重化了。
这样，罗先生下笔时踌躇了，若是痛批狠揭，声讨问罪，必有损关羽的正面人物形象。若是只字不提，也难说得过去。于是想出了一个降汉不降曹的似乎义正词严的借口。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汉即操，操即汉也。
为什么后来的中国人，就格外地不能宽容呢？因为封建礼教窒息得国人，几无一点思想自由，而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必失去大度，易趋向极端，凡事绝对化，看问题形而上。于是，这种自我桎梏的人，对别人缺少最起码的谅解，同情和信任，只有猜忌和警惕，只有怀疑和恐惧，圈子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最后，甚至要求百分之百的纯净，于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只能逼使更多的应该团结的人，走向自己的反面。
司马迁为被围而降匈奴的李陵，向汉武帝反映了贰师将军救援不力，不得不败的真话，结果受了宫刑，关进蚕室。从此，谁也不敢为这些败而不以一死来殉国的人多说一句话。
大是大非，当然是应该泾渭分明，否则还有什么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区分呢？但是，若偏执到全凭意气用事，疑虑到不讲实事求是，狭隘到人皆为敌的程度，那么，《古城会》将以关老爷人头落地的结果告终。回顾历史，甚至不久以前的文革，这种不死于真正的敌人手里，而被自己人残害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