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明英宗在亲信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决定效法太宗皇帝（即成祖朱棣，这时候还没改庙号），率大军出塞讨伐因“朝贡”(其实是互市）不成而悍然入寇内地的蒙古瓦剌部。在动身前，英宗下诏立两岁的长子朱见濬为皇太子，并以皇弟郕王朱祈钰为监国，辅佐太子朱见濬留守京师。自己则率以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为首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京师三大营精锐二十万，亲征瓦剌。明军号称五十万，意图以绝对优势军力、和皇帝亲征的气势，一举击破瓦剌，重现太宗五度出塞时的赫赫军威。
但让明军始料不及的是，在擅权开衅、逢君作奸的王振干涉和作祟下，英宗不采用张辅、朱勇、邝埜、王佐等元勋重臣的意见和计策，一味纵容王振插手军政，掌握军事及后勤大权，导致明军自出兵之始就因行军混乱、粮草短缺、组织失当等因素而自相惊乱，人心惶惶。军士和随军民夫多有逃亡，军心显露不稳前兆。大军在八月初一抵达大同后，王振先是因为瓦剌故布疑阵、主动撤退而欣喜若狂，连连奏请英宗出兵，追击瓦剌军。之后在大同镇守太监的密奏下，得知瓦剌此次入寇的真实情况后，王振又惊慌失措、生怕遭到围攻，一反常态急奏英宗，请求自大同撤军。
军令朝令夕改，明军前线一片混乱，无法继续展开作战，英宗只得命令撤军。在撤军途中，王振又想摆威风，请英宗驾临自己的老家蔚州，以显荣光。走到一半时，想起大军过境，容易踩坏老家的庄稼，于是王振又改变主意，再次请求英宗转道向宣府前行。在王振一次次的胡乱指挥下，明军多次丧失撤军良机，终于被瓦剌追兵赶上，惶恐不已的英宗和王振接连派出后卫军队阻击追兵，都被瓦剌击败并消灭，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等宿将先后阵亡。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疲惫不堪的明军大队被瓦剌军包围在怀来县土木堡。之后瓦剌首领也先谎称议和，麻痹明军。
代宗和于谦等大臣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重任，挺身而出，带领百官军民坚决抵抗，最终获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从而使大明度过了这场立国以来遭遇的最严峻危机。这表明，在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新帝，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再多说一句，代宗得以登基，并不是于谦拥立、或者说于谦有能力能够拥立的。他是在社稷危急时刻，由群臣奏请、并最终在具有最后决定权的皇太后孙氏同意下，依照正常流程在众望所归的境地下登基称帝的。）综上所述，在土木之变后，在大明一时间无主的混乱局面下，虽然郕王朱祁钰并不是唯一的新帝人选，但他确实是最佳的人选。
之后的历史也表明，登基后的代宗（朱祁钰）没有辜负那些寄希望在他身上的大臣们，很好地承担起了护卫江山社稷的责任，并逐渐整顿改革大明吏治、推动朝政发展、中兴大明。虽然在关于皇储更替的事情上、以及对待归来的太上皇英宗态度上，确实存在私心，并因此举措不当，但是究其在位功业，笃任贤能，励精政治，面对强寇能保宗社安宁，对社稷有再造之绩，明君的称号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