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 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 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 。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 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 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 。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 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 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 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 、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 、秘书丞天下清官[11] 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 ，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 ；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 。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 ，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 兵户 将家 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 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 。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 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 ，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 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 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 ，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 ，"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 。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 。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 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 。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 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 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 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 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 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 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 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 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 "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 ，宦官、恩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 。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 "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 "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 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