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期、梁、陈）与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三国两晋之后、隋唐之前，是几乎同时并列存在的。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佛教曾占有重要的一席。与南朝佛教的兴盛比起来，北朝也毫不逊色。北朝中后期，一百余年间，仅历魏、齐、周11帝，竟有帝后17人（若是加上妃子，那就更多了）出宫为尼，这实在是佛教历史上极为少见的，成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的倡导下，得到了统治阶级进一步的支持和扶植，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南北朝各代统治者，包括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先后被北朝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萧衍更是一个笃信很深的教徒，尊佛教为国教，曾4次舍身出家为僧，最后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资赎回。
譬如，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等在长安出家;宣武灵皇后胡氏更明言为弘扬佛法而出家为尼。其时洛阳西域僧人不下3000人;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时居外国沙门3000余人。当时文人学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庙僧人快速发展。从这样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帝后的出宫为尼，也不是很奇怪的。
也有一些皇后是逃避深宫禁锢，追求个性解放。因为寺庵可以躲开皇宫的森严制度，从而成为相对自由的乐园，甚至于可以变为淫乐之地。魏太武帝拓跋焘就是因为发现佛寺有兵器、有藏匿妇女淫乐之处而毁佛的。
在明代的官方法律条文中，对尼姑犯奸有惩治条例。如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落”。
即使如此，在明代的女尼中，还是出现了与世间俗人私通的现象。如饶州有一女尼，与士人张生私通，最后还嫁给了张生。有人专门就此事赠一诗，云:“短发蓬绿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于今嫁与张郎去，羸得僧敲月下门。”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些尼寺，本来就是贵族家庭姬妾出家之处，这些大家族出来的削发之尼，难免尘根不断，甚至做出与人淫乱的丑事。
永乐年间，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时，在寺里发现了缠棕帽，帽上还有水晶缨珠。工匠就将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被主家发现而告到衙门。
官员在审问此案时，问工匠珠子的来处，工匠就如实交代，才知有一少年因为偷入尼寺，而为纵欲尼姑所留，最后死于色欲。为了隐瞒事实，尸体无法运到外面，就只好将其肢解，埋在墙下。
又天顺年间，常熟有一位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闲来出游，七天没有回家，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其实，也是到了一所尼寺，被群尼所留。每天早上，尼姑开门出去，到了晚上再偷偷携带酒肴回到寺中，与这位举人饮酒取乐，所以根本无人知晓。一天，举人起了惧怕之心，于是跳墙出来，已是“J然一躯矣”，身子瘦得令人难以相认。
明人李开先所著《新编林冲宝剑记》一剧，对尼姑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显然可以与史料相互印证。剧中所塑造的尼姑，确实正如他自己所说:“脸是尼姑脸，心还女子心。空门谁得识，就里有知音。”
洪武年间，明太祖曾经派人暗访在京将官家庭奸情之事。当时女僧引诱功臣华高、胡大海妾数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获知确切消息之后，明太祖下令将两家的妇女与西僧、女僧一同投入河中处死。
万历三十三年，周孔教巡抚江南，正好苏州发生了假尼行淫之事，于是就下令，“罗致诸尼，不笞不逐，但以权衡势浞蜀ぁ保每斤按照猪肉价格卖给鳏夫。霍韬任南京礼部尚书之时，也对尼姑此风进行了清理，允许尼姑嫁人，限定三月以后则将尼姑配作军人为妻。其中50岁以上的尼姑，则别有处分。至于妇女，则严禁她们进入寺庙拜佛。
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说《西湖二集》中，对尼姑曾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他认为，尼姑中毕竟不好的多于好的。况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谁肯说自己不好？她们往往是假至诚假老实，通过甜言蜜语，哄骗妇人。
周清原的这种担心并不孤立，而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为此，时人才将尼姑归入“三姑六婆”中，成为文学作品所刻意描摹的定型人格。这或许是因为那些文人士大夫为了挽回世风，而不得不将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确实部分道出了当时佛教界的实情。
弘治年间，延绥巡抚黄绂奉明孝宗之诏，毁掉庵寺，并将尼姑解送巡抚衙门，“给配鳏士”。此令下达之后，人人大悦，尼姑无不愿配，甚至出现了“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傍远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确实存在着留恋世俗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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