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称号及罪状的来历
《尚书》有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一是酗酒;
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三是登用小人;
四是听信妇言;
五是信有命在天;
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是原始罪名，照这些罪名，商周无非是昏庸而已，似乎不至于暴君。
到了春秋时期，纣王的罪状却又增加了一条，即
七、比干谏而死，而且到了战国时期，对于比干的死也有了不同的说法。
《史记九侯女不意淫，纣怒，杀之等等。从此，历代史家说起暴君必数夏桀、商纣。到晋朝，商纣王又多了
八、解剖孕妇让苏妲己看胎儿模样的罪状，还有其他离奇的情节。
这时，商纣王已变为毫无人性的暴君。明朝虚构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奠定了商纣王衣冠禽兽的民间印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暴君形象是逐渐累加形成的。
商纣王、殷纣王，是周人对商代末代君主侮辱、蔑视性的称呼。
《说文解字》中对谥法的解释是：残忍捐义曰纣。而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所以，在未灭商之前，周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
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朝自大王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
商周之际的独特存在的同一段历史出现两种正史，是西周以小博大带来的后遗症，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势力相当的结果： 西周官方意识形态在长期成为主流，成为正史，但商人记录的历史却并没有在西周的封杀和围剿下消失。历史上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层累地选成的结果：
首先是他的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大王季历起便大肆扩张，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觉，帝武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后来拘周侯昌，囚之h里，并杀之。
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内政的同时，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而帝辛积威甚重，使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进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其次是商代内部叛徒、内奸，贬毁帝辛：一、神棍们，他们制造出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二、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
帝辛重用费中，飞廉、恶米一班人，他们几个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引起了公愤。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