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内服百官和外服分封贵族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商王朝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
《尚书・酒浩篇》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这里指出商代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是商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则为分封贵族的管辖地区，在众多的方国之间及其以外的边远地区，又分散有发展程度不等的少数族部落。服，职事也，指群吏言，在内眼外服中有许多公社，贵族、平民和奴隶聚居其中，并由各级官吏来统治。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商王之下设有各种官吏，大体可以分为文职官、武职官和史官三大类。文职官的名称有尹、多尹、臣、小臣、多臣等。尹和多尹的职司作为大田，作、掌祭祀、出征伐，主要掌管国内的内政事务。臣的种别很多，有王臣、小王臣、c臣等，多臣当是其总称。王臣是参与国王机要的重臣;小王臣与小臣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居王身边，后者多在地方;所谓c臣则是管理耕c的官吏。甲骨卜辞中的既能参与王臣的指挥，如:“贞弗其氐王臣”（《铁》1・1），又要管理c臣，如:“令……c臣”（《前》6・17・5），是冢宰一类的内务长官，主要职掌率王臣、管c臣、贡牛羊、执多和巡视地方等内政事务。
武职官的名称有马、多马、亚、多亚、射、多射、三百躬、、多、卫、犬、多犬等。马、亚在甲骨卜辞中常常并举，可见他们性质是相近的。马，受令征伐或射猎，很可能是“马师”①，后世的司马之官，或从此出;亚，可以“保王”（《厍》1028）、“保我”（《前》7・3・1），与商王的关系极为亲近。卜辞中常有“亚”（《粹》1178）、“亚雀”（《前》8・9・3）之称，亚，又与旅连称，如云:“亚旅”（《左传》成公二年）、“侯亚侯旅”（《诗经・载芟》）等，而《尔雅・释诂》云:“旅，众也”，即为军旅之意。可见，马和亚是一种官职比较高的武职官吏。文献和金文中的亚、服、往往并称，甲骨文中也有“多”（《乙》4212）的记载。“令多射、卫”（《粹》15）的“多射、卫”似当读作多射与多卫，都是官名，这里的和射，当是管理由弓箭手组织成的军队的武官。卫是一种守卫内廷和边境的一种武官，“边卫又哉”（《后下》22・16），便是其证。在，犬中告糜，王其射、亡哉，”（《粹》935）中的“犬中”，郭沫若释云:“犬中，盖犬人之官名中者，《周礼・秋宫》有犬人职”。西周金文《师晨鼎》的“官犬”次于小臣、善夫之后，郭老亦释为犬人之官。甲骨卜辞中之犬与多犬可能本是饲猎犬之官，进而为田猎之官，后来也参加征伐之事，犹如马与多马是司马之官一样。
史官的名称有卜、多卜、乍册、史等。甲骨卜辞中的卜人名前有冠以宫名“卜者，例如:“□午卜，卜贞……”（《佚》527）。这里的“卜和“多卜”一样都是官名。甲骨文中也有“乍册”（《京津》703）的记载，也是官名。《尚书・洛诰》的“作册逸”，《左传》、《国语》和《汉书・古今人表》作“史佚”，都是同指一人。可见，乍册、史都是同类的官名。甲骨文中的史，是一种专门主管祭祀的官吏。
在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以外，还派有侯、伯、子、妇进行统治。见于甲骨卜辞中的侯有:侯、丁侯、伊侯、光侯、侯、侯、攸侯喜等;伯有:雇白、井白、喊住白、宋白、盂方白、夷方白等①。侯伯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似非殷王所封赐。侯伯的领地是世袭的，他们虽然各自拥有武装力量，置有“臣正”一类的官吏，但是对于商王却有着进贡、纳税、服役、戍边和服王事即率兵随王出征的义务。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诸子”之封。甲骨卜辞中凡称“子某”者，论者多谓他们是武丁王予，但是《佚》，524片中的子渔是第一期，而《粹》，1263片中的子渔则是第四期;《后下》30・4片中的子弓为第一期，而《遗》393片中的子弓则属第二期;此外的子央、子、子、子效、子宋、子等也都不完全是同一时期的卜辞，因而主张甲骨卜辞中的“称子某者共二十三人皆为王子”说①，似难置信。再从“王薄保ā蛾》114》）的奔串为子的封地和“令于夫，于宋”（《续》6・24・5）的宋为子宋的封地看来，这些“诸子”都有封地。他们被封于外服主要是为了帮助商王加强统治。他们与侯、伯不同之处，从商王常常贞卜他们是否有灾害、疾病等，可以知道这些诸子与商王有着一种同一族类的近亲关系。论者又说，商代“诸妇”之封，“至少有六十四人之多”，并且“以宠与不宠，或不全在宫中。其不获宠者，则封之一地，或命之祭祀，或命之征伐，往来出入于朝野之间，以供王之驱使，无异亲信之臣也”②。这些“诸妇”是否全为武丁之妃，虽需研究，但说她们都领有土地，为主耕种c田③，还要为王服王事即率兵出征④，则是肯定的。所有这些似乎都与“诸子”相同。由此看来，如果说商代设“侯”、“伯”于边境是为了防御外寇，那么封“诸子”、“诸妇”于各地，主要是为了藩屏商王朝的统治。商代的统治阶级，主要就是依靠这些内服百官和外服侯伯和“诸子”、“诸妇，来维持其统治的。
军队商代统治者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维护其阶级统治。考古资料表明，从早商到晚商，从王都到方国，都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甲骨卜辞中比较常见的用兵人数多是三千、五千，有时也达万人以上。根据甲骨卜辞看来，祖甲时期对外用兵很少，只有对晋方的举兵。廪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时期，对羌方和召方有直接的军事冲突外，还增设了新的防御措施即“戍某地”。甲骨文中的戍，作、形，从人从戈，是人和武器相结合的会意字。《说文》解为“守边也，从人持戈。”《尔雅・释言》云:“戍，遏也。”郭注说:“戍守，所以止盗贼。”可见，戍是执行军事任务的。由于戍守需要担负作战任务，所以捕捉了战俘也要献给王室，如云，“王戌卜，狄贞，戍乎（呼）执？”（《甲》3913）执作形，或加系，前后索，是系累战俘之状，这里是献俘于王。帝乙帝辛时期，主要对东方的夷人作战，同时，又对边疆仍沿用戍守制度。这种变化，不仅揭示出从武丁至帝乙帝辛二百七十余年间用兵重点的转移，而且又创建新的保卫疆土的戍守措施。戍守不是临时性的军事行动，而是永久性的驻守，这就使殷代常备军的数量大大增加，增强了作战的机动性，对外能及时制止周围方国的侵扰，当然对内也加强了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所以，戍守制度和常备军的扩大，也是奴隶制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