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的起源及发展
1、商族的渊源及地望
商族是我国古代东方以鸟为图腾的子姓民族。《史记?殷本纪》载有商的始祖契的母亲简狄吞玄鸟卵时生契的传说。《诗?商颂?玄鸟》系殷人之后追述商人史事的史诗，该诗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神话传说反映了商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民族。
上古时期广大的东方地区存在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集团。《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了郯子的—段话，追述了少氏后裔以鸟名官的情况。其中提到玄鸟氏司分者也。由此推测，商人崇拜玄鸟图腾的传说反映了商民族与传说中的东方氏族首领少嗥在族源上有着一些关系。商族始祖契与郯子的高少挚是一对相互叠合式的人物。少嗥的名字叫做挚，在当时读作keat，和契字的读鹗且谎的。因此，我们认为商人最初也属于东方鸟图腾民族，为东方鸟图腾民族集团中的一支。
商民族起源地望，学术界争论很大。根据以上分析，商民族起源于东方说颇为可取。徐中舒先生认为，商是古代环渤海而居的民族，王玉哲先生认为，商族起源于东方，商的远祖居地近海，较为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2、商族的迁徙、发展
商民族是个以农业和商业活动为主的民族。《尚书?酒诰》说：周灭殷后，殷人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殷人驾上牛车，长途贩运，仍然要从事农业耕作，农闲时经商。那些手工业者大概也要进行农业生产等活动。而当时生产力条件仍很低下，大概处于粗耕农业阶段，因此商代迁徙无常，至盘庚时，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在此以前文献称：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王国维先生在广泛收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对成汤之前八迁情况怍了一些探讨，但由于他所列材料时代较晚。在一定裎度上，他的考证仍有许多歧疑。但依据现有文献和考古材料看。从契至汤，商民族居住的地点和活动区域大体上分布在今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
商汤以后至于盘庚，文献载商都有过5次迁徙。《史记?殷本纪》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庚盘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五迁地点，文献记载不一，归纳起来商|都的地点主要有亳、嚣（或作敖）、相、耿、庇、奄、殷。亳，在今河南商丘北。嚣，据《括地志》说在今河南郑州。相都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南。耿、邢古音相通，乙迁于邢的地望，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的邢台市。庇、奄所在，陈梦家先生考证说：庇，当在鲁境而临于奄者，故南庚又自庇迁奄，此庇或许是庚宗之庚的误字，庚宗在泗水东界。奄即《后汉书?郡国志》所说的‘鲁国，故奄国’、在今山东曲阜县东二里。殷之所在已无多大争议，当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综上所述，自商汤至盘庚之世长达两个世纪，商民族的活动区域大体仍在今山东西南、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一带。
商代灭亡后，商民族内部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迁徙。文献载商民族中的薄姑氏一部分遗民，曾逃亡东北，后称夫余。据《三围志》载魏晋时他们还保存许多中原的风俗。《汉书?地理忐》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其田民饮食以笾豆。早在殷亡前，箕子已去朝鲜，并将中原传统礼俗带到那里，自此以后中原华夏族和东北及朝鲜半岛各族就一直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系。
薄姑氏南迁后称为盘瓠、盘古，他们的遗裔就是苗。他们先到浙江、福建，然后再到广东、广西，至于到达贵州的时间就更晚了。
商代的民族关系
商朝是一个邦畿千里的奴隶制大国，千里邦畿之外，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部族、方国。在长达五个多世纪中，商族与周边各民族不断地进行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商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同时也加速了各族之间的融合。
1、商族与东方各族的关系
商王国的东方，散居着许许多多的部族。甲骨卜辞中屡屡提及夷方。夷方所属，邦族甚众，似为东方诸民族共同体的总称。徐中舒先生释金文中东夷当即指徐淮一带而言，则殷代夷方概亦在其区域范围之内。卜辞和古代文献中还有人方、林方、盂方、佳夷（有人释为淮夷，也有人释作鸟夷）等。殷代与东方各族的战争贯穿于殷王朝始终。《后汉书?东夷列传》依据《竹书纪年》等文献的记载曾对此概述如下：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白余年。在此三个多世纪中，殷商王朝与东方各族既有大规模的战争，也有长时期的友好相处。甲骨卜辞记载，商王不断出巡东土，关心东土的收成情况。商代中、后期，国力渐趋衰敝。《后汉书?东夷列传》称：武乙衰敝，东夷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东方诸族在此阶段得到迅速发展，不断对殷商东土构成威胁。乙、辛卜辞提及征盂方白炎，征人方。人方是淮水流域的一个重要方国。商王征人方的目的在于掠夺财富和奴隶，据甲骨卜辞记载商人征人方持续200天左右，远及今淮水流域，可见战争规模之大。《吕氏春秋?古乐》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左传》昭公四年说：商纣为黎之L，东夷叛之。纣对东方各族的掠夺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加速了殷商王朝的覆灭。《左传》昭公十一年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即是当时情况的概括。
殷商王朝在同东方各族的政治、军事交往和斗争中，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与东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各族之间的融合。郭i若先生曾经推测，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可能是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人的。胡小石先生认为苏北刘林文化遗存是中原衣冠文化的最初祖先。苏秉琦先生指出，流行全国广大地区的以豆、鼎、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就是渊源于东部地区的。此外，殷商青铜器上流行的兽面纹、云雷纹等也可以追溯到山东龙山文化甚至江南地区年代更早的文化。殷商文化中的玉琮、觚形器等礼器在中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找不到它们的来源，而在东方沿海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及更南的一些文化遗址中则有很多出土。此反映出中原与东方地区长时期互相交流，民族文化互相渗透的历史事实。
2、商族与西方各族的关系
殷代西方族称有所谓戎、狄、羌、昆夷等。戎、氐、羌等均为西方一些族体的泛称。《竹书纪年》载：汤十九年，氐、羌来贡。武丁三十四年，氐羌来宾。《诗?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甲骨卜辞中有关羌的卜辞就更多了。羌族在商时是一个游牧民族。从考古材料看，今甘肃、青海一带很早就有许多民族居住，目前可以确定的青铜文化中，寺洼文化和火烧沟文化分别有火葬和羊殉葬习俗。考古学家推测这杩脊盼幕可能是古羌族的文化或与羌族有关系的文化。
商朝不断对羌族大规模用兵。武丁时伐羌最多用兵达13000多人。通过战争，殷人大量俘获羌人用于劳动，或被杀殉。经过商族屡屡用兵，或有大量羌人被征服。殷、周之际，羌人同周人已经有密切的政治联系，他们还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
在商的西方，还有昆夷、周等族。商代中期以前，他们的活动不见史籍，表明当时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很小。商代后期，他们得到了发展。屡为商人所征伐。《竹书纪年》载：帝乙二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后来昆夷不见记载，或许已同西方诸民族共同体融合。周族同殷商王朝时战时和。甲骨卜辞中有令多子族荥犬侯扑周之事。《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ぃ马十匹。迄商朝末年。商、周的矛盾重新激化，导致了武王伐纣之役。
3、商族与南方民族的关系
商王国的南方，主要有楚和古越人。《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甲骨卜辞中也有楚。但荆、楚在商代似非族称，概为地域之名，从《竹书纪年》的记载知，荆、楚概在商洛之南不远之处。
殷代越族的历史不见文献记载，商周时期我国南方广泛分布着一种印纹陶文化，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台湾、广东、广西、湖南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南部。湖熟文化和吴越文化与商文化关系比较密切，深受商文化影响，是印纹陶文化中先进的部分。学术界普遍认为印纹陶文化是古越族的文化。近年来江西咎清江吴城、新干等地均有大量商代文化遗存发现。尤其新干商墓出土大量青铜器，其制作风格确实有不少殷商文化的成分、也有不少地方特色。此足以说明早在商代，商民族与古越人已有着直接或闹接的政治、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4、商族与北方各族的关系
在商王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有土方、鬼方、吉方、御方和狄等族称，文献中还有薰育、俨狁、犬戎、畎夷等。甲骨文中屡有殷人对以上各族用兵之事。《周易?未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未济》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武丁之世为殷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商族对鬼方的战争用了二年才平定下来，可见鬼方在殷、商时确有一定实力。
从考古材料看，山西境内相继出土了大批殷代青铜器和玉器。这批青铜器既有商文化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北方基斯泰文化的作风。这些器物可能即为殷商时期西北少数民族鬼方的遗物。由此可以想见争在殷代商人同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确有着广泛的联系。
商代时，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共同体得以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不断地渗透和融合。商代文明正是在此基础上得到充分的孕育和发展，并发扬光大的。华夏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然而商代正是这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