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家妓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主人掌握着她们的生杀大权。曹操曾有一个家妓，长得不错，小曲唱得也好，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女人脾气不好。我们知道，曹操的脾气也不好，两个脾气不对路的人很容易产生矛盾，曹操想杀她，又怕没有人能唱这么好听的歌，于是就海选一百个美女进行训练，里面有一个女子的歌喉达到了那名家妓的水平，曹操这才把那名家妓杀掉。西晋有个贵族王恺，有一次请王敦到家里做客，让一帮家妓经行艺术表演助兴，其中一个家妓吹笛出了点错误，王恺觉得很丢面子，就让人把她拖出去打死了。真是可惜了社会上那些讨不到媳妇的光棍们。
其次，家妓和妾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妻妾的主要职责是治内管家、生儿育女；婢女只管负责主人的衣食住行；而家妓是为主人提供文化娱乐、精神享受和性服务。有些士大夫外出宦游时，不带妻眷，但有家妓相伴。这时，家妓便集妻妾、家妓和婢女三重身份为一身。在社交场合，家妓的作用非常重要，其数量、素质、技艺是主人经济实力、地位尊严和人品高雅的体现。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很多家妓都是所处时代歌舞艺术的代表。
最后，家妓尽管没有五险一金，生活还是能够有保障的。这是因为，家妓往往是主人财富的一种表现形式，官僚、地主之间经常暗中斗富，要是你的家妓待遇或素质还比不上人家的三等奴仆，这实在是件丢份儿的事。
在隋代，以宇文述和杨素两个贵族的家妓最多。宇文述深得隋炀帝宠信，“言无不从，势倾朝廷”，只要是他看得上的，别管是否结婚，都一概抢夺过来，聚敛家妓上百，家僮上千。杨素的家妓也不少，但最为出名的要数与李靖私奔的那个红拂女。
到了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朝廷还对蓄养家妓作了规定，如中宗曾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拥有一部女乐（大概10人左右），五品以上的女乐不超过3人。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根本无法控制，大部分官宦、贵族都蓄养几十甚至上百个家妓，即使没有官位的人，如一个名叫邹凤炽的富商，其“尤艳丽者至数百人”。再如诗人白居易，他在任刑部侍郎时，官位四品，按规定只能养妓3人，但他的家妓除了能歌善舞的樊素、小蛮、春草外，另有一些奴婢充当。
进入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妓的风气越来越盛，大有普及化、大众化的趋势。这些人的家妓根据家中的财力而定，少的有几个人，多的有数十人。如杨褒有“家姬数人”，苏轼有几十个歌舞妓，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韩腚杏小鞍妾十四人”等等。在这种社会风气熏陶下，连大讲“遏人欲而存天理”的朱熹也经不住诱惑，居然弄了两个尼姑做起小妾。有的官员尽管年纪不小，不服输的精神却令人赞叹，每晚必须有家妓陪着睡觉才能做个好梦，真不知是谁惯的。
元代的时候家妓风气逐渐衰颓，原因是官妓、民妓的盛行，以及当时的士大夫贵族多为大老粗，没有闲情雅致，女人就是泄欲的工具，蓄养家妓太不划算。至于家妓何时消失，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可能后来都逐渐演变成妾了吧。
